第62章 铲除苍中鼠

您是否觉得一个小小的空心敌台案便查出这么多人，便是法己责众了。其实不然。“宋初严惩赃吏”是北宋初年法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北宋初年的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两朝在惩治贪官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大加重了对贪赃行为的量刑。北宋初年查处的第一起贪赃案，是发生在建政后的第二年，即961年（建隆二年）。左赞善大夫（正五品官员）申文纬奉诏巡查清点农田，商河县令李瑶受赃，但申文纬并未察觉。李瑶受赃之事被百姓举报，结果被下令“杖杀”，申文纬也因为失察，被“除籍为民”。如果说这是建政之初的非常之举，那么在《宋刑统》颁布之后，对贪赃行为的处理，依然是特事特办。963年（建隆四年、乾德元年），光禄少卿、卫州知州郭玘贪赃事发，宋太祖赵匡胤委派左拾遗袁仁凤审理。袁仁凤认为郭玘罪不至死，但赵匡胤不满这一处理，另派左拾遗张纯复审，最终将郭玘判处死刑。此后，对官吏贪赃行为的处理，基本上是遵循了这一原则。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16起北宋初年的“受赃”和“坐赃”案件中，除三起案件外，其余均被判处死刑。而未被判处死刑的这三起案件，一起是宗正少卿赵砺“坐赃决杖，除籍为民”；另一起是殿中侍御史刘光辅“坐知楚州日受赂，除籍为民”；再一起是太子中舍郭粲“除名，坐监莱芜监，受冶官景节私赂”。从这16起案件官员来看：除1人为朝官（宗正少卿）外，其余均为地方官，计知州3人、通判2人、知县2人、判官和参军各1人、主簿2人、监管（监税官等）3人、下级武官1人。由此可以看出，北宋初年惩治贪赃行为的重点，是那些中下级的地方官员。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相关案件：一是“隐官钱官物”，类似于现在的贪污行为；二是“盗用官物”，类似于现在的挪用公款；三是“假贷官钱射利”，即以牟利的行为挪用公款囤积货物，这些行为基本上都是被判处死刑的。
  北宋建立后的第二年，宋太祖赵匡胤便向赵普咨询平息战乱、长治久安之策，赵普提出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削藩三大纲领”。“稍夺其权”，是指逐渐收夺藩镇的行政权；“制其钱谷”，是指收缴藩镇的财富，收夺藩镇的财政权；“收其精兵”，是指收编藩镇的精锐部队，收夺藩镇的兵权。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也就是宋太祖去世、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的第二年，节度使支郡制度终于被彻底废除。
  那么，统治者又该如何保证收回来的权力不再失去呢？
  还得靠制度。首先，是地方行政权。虽然宋太祖用朝官知州、知县取代了节度使，但还是担心知州权力过大，因而又设立了通判。通判地位在知州之下，与知州同理一州之政，俨然是一州的二把手；通判还对知州有监察权，俗称“监州”。二者互相制约，都难以一支独大。宋太宗在罢废支郡制度后，又将全国划分为28个路。历经演变，路级机构逐渐形成主管财政、司法、监察的转运使司，主管司法的提点刑狱司，主管救济、水利、茶盐等的提举常平司，以及主管军事的安抚使司。四个路级机构互不统属，甚至连驻地、辖区都不同，它们互相监察，互相牵制，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据的死而复生。其次，是“治乱世用重典”。北宋初年严刑惩治贪官，对于遏制五代以来的贪污之风，净化官场环境，反腐倡廉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正是由于打击的重点是那些中下级的地方官员，因此，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难免会实行双重标准，即对于一些高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将领则网开一面。忠武节度使王全斌率军平定了后蜀，同部下将领大肆抢掠贪污，“凡所取受、隐没，共为钱六十四万四千八百余贯”，被人告发，逮捕下狱。百官集议定其罪“法当死”，但赵匡胤“特赦之”，只是将其贬为崇义留后，事情过后又改任武宁节度使。当然，这样做也是有其考虑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曾立有三条誓碑，其中之一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对于中高级官员主要通过道德自律来抑制贪赃行为。其结果是到了北宋中后期，严刑惩治贪赃就难以为继了。正如《廿二史札记》中所说的：“益可见姑息成风，反以庇奸养贪为善政，其于不肖官吏之非法横取，盖已不甚深求。”
  这就是我向梁太尉建议，力主严惩空心敌台案的主要原因。期望本案成为朝廷整治吏治的号角。
  现今整治吏治的号角已经吹响，空心敌台案已然结案，58名罪犯相继伏法。现在轮到藩镇私铸钱币和皇亲国戚谋杀朝臣案了。
  先说皇亲国戚谋杀朝臣案。自案发后，朝廷已派出禁军重点抓捕，大理寺立即开展严刑审讯，并根据口供抓捕杀手11人，捣毁其背后的暗杀组织“燕子楼”，并将“燕子楼”黑帮成员54人一网打尽，其部分成员为方腊旧党骨干成员。

  然后，是藩镇私铸钱币案。前面说过，同州节度使赵有恭之父简王赵似，正是当年与赵佶争夺皇位之人。按理说，宋徽宗排行既不居长，也非嫡子，根本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那么，谁有资格成为北宋皇帝呢？
  答案是：简王赵似。
  理由呢？因为宋哲宗死后无子嗣，按照封建王朝“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规制，新皇帝要从宋神宗的儿子中选择，也就是宋哲宗的弟弟们。宋神宗一共有十四个儿子，当时在世的有第九子申王赵佖、第十一子端王赵佶、第十二子燕王赵俣、第十三子简王赵似、第十四子睦王赵偲。按照“立长”的原则，应该是申王赵佖。按照“立亲”的原则，应该是哲宗同胞兄弟简王赵似。这就是章惇所说的，“以年则申王居长，以礼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不过，申王有眼疾，所以，宰相章惇以为：“依礼典、律令，简王乃（哲宗）母弟之亲，当立。”
  也就是说，无论谁当立，都没赵佶什么事。
  本来，宰相章惇说的没错。且“端王赵佶虽有才名，但为人轻佻，非皇位的最佳人选”。但向太后弄权，怕简王赵似母与她分权，于是，执意要立“轻佻”的端王赵佶。所以说，简王赵似就是宋徽宗赵佶的实际竞争者。
  于是，就有了迁为蔡王之后的赵似的“不满之言”。靖康元年（1127）四月，赵似之子赵有恭迁定国军节度使，加检校少保。定国军节度使治所就在同州。而私铸的钱币也来自同州。您说，这是巧合吗？
  大理寺审案从来不相信什么巧合，只相信刑具。如果还问不出来案件真相，那就再换一种刑具。于是，在大理寺刑具之下，嫌犯们供出了定国军节度使、加检校少保、赵似之子赵有恭及其同州的一应官吏。再请旨，再抓捕，再换刑具，又有人供出了皇家宗正赵崇柱。皇城司还在赵有恭住处密室中找到了赵崇柱与赵有恭书信往来中对赵佶不满的言辞。
  这就对了。赵有恭也是个实在人，怕将来朝廷对其父子的不满情绪死无对证，不好定罪，因而没有将往来书信一把火烧了，而是煞有介事地留下了这个罪证。这就是实诚人的好处。您说，这叫人家顾念亲情的赵佶想放他一马都不行了。
  于是，此案移交刑部复核。刑部尚书侯蒙脾气很好，他问道：“赵大人，您作为皇室宗亲，朝廷待您父子不薄，您为何还心生罅隙，不遵法理，私铸钱币，给自己惹来通天大罪？”
  赵有恭笑道：“呵呵！通天大罪吗？论起来，我的确是皇室宗亲，皇上对我们父子的皇恩不可谓不浩荡，但您是否设想过，假如......我说假如，当年登基的是家父赵似，而非什么端王赵佶，那今天面南背北的就是我赵有恭了。现在，您还问我为何还心生罅隙，不遵法理，私铸钱币，给自己惹来通天大罪吗？”
  刑部尚书侯蒙笑道：“赵大人，不是我要问，是皇上要问。我只是按例复核大理寺的结案文书。该由谁继承皇位，这是您们皇家的家事，臣不敢妄议。既然您认罪了，很好。该怎样处理，听候皇上旨意吧。”
  于是，三法司合署上奏赵佶。这是一封言辞恳切的奏折，它详细列举了皇家宗正赵崇柱和定国军节度使赵有恭两家的罪状，请求皇帝陛下予以严惩。赵佶拿着这封奏折，心中充满了悲愤。他知道，这两家都是自己的血亲，他们曾经为皇家出过不少力，但是，现在他们却犯下了如此严重的罪行，让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赵佶叹了口气，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他知道，自己不能再犹豫了。作为一国之君，他必须以国家大局为重。以前自己总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以致今日......今日，再不能因为个人的情感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寒了百官的心。他提起朱笔，在奏折上写下了批字：“皇室宗亲，违法如斯，朕心甚痛。然雇凶杀官，杀人灭口、私铸钱币，罪不容赦！依三法司奏折处置！”
  然后，赵佶黑着脸，将签上批字的奏折交给了一旁的李公公。李公公接过奏折，然后转身离去。他知道，这封奏折将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也将会改变许多人的命运。
  李公公是和皇帝赵佶一块长大的。他见证了端王赵佶的成长史，不禁为皇帝陛下的果断和坚决而感到意外和钦佩。他高坐在王座之上，面色沉静，眼神坚定，仿佛早已料到这一刻的到来。他的身上开始散发着一种无可阻挡的力量，让人无法忽视他的存在。他不禁想起了皇帝陛下刚刚登基时曾经说过的话。他说，他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个国家和人民。当时，他还曾经怀疑过他的决心和能力，而且，赵佶的这个皇上做的确实不怎么合格。但是现在，他终于明白了，皇帝真正成熟了，开始思考怎么保护这个风雨飘摇的大宋了。皇帝的手指紧紧地握着王座的扶手，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和自信，仿佛在告诉所有人，他绝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和责任。

  我也不禁为皇帝陛下的果断和坚决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他将是一个伟大的皇帝，靖康之难的屈辱将不会重演。
  于是，同一天发出三道旨意。
  第一道旨意是：皇家宗正赵崇柱、定国军节度使赵有恭等5家涉案皇亲国戚，被销去皇籍，贬为庶民。念其曾为皇族，发给生活急需，5家全部赶出皇城开封500里。从此与担壶卖浆的平民百姓无异。但未杀一人，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这就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当上阁老想皇上。但你得有那个命，没即个命享用，割了头买帽子，但没了头，帽子往哪戴呢？。
  第二道旨意是：空心敌台案涉案大小官员吴不为等28人按律抄家处斩；涉案25城主官胡飞等虽然贪腐钱粮无多，但勾结瞒报，按律均撤职查办，三代以内直系亲属永不录用。殿前司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梁师成、副都指挥使李逵献空心敌台有功，各赐私宅一处；殿前司都指挥使司副都指挥使李逵、大理寺卿李光耀、刑部尚书侯蒙、御史大夫方鸿协同查办“三案”迅速、配合默契，各赏赐纹银五百两；徽州知府刘勇和徽州驻军虎翼军指挥使诸葛丰发现三司贪腐空心敌台钱粮，联名上报朝廷有功，各赏赐纹银五百两、各升一级，朝廷另行调令；徽州驻军虎翼军指挥使诸葛丰预判三司雇凶杀人，伏兵捕杀匪帮飞鹰帮匪首武得钱及其以下全部匪徒258人，赏赐诸葛丰纹银五百两，徽州驻军虎翼军有关将士各赏赐纹银二百两、一百两、五十两、二十两、十两不等。
  第三道旨意是秘密发给皇城司内部的：鉴于皇城司秘密派驻皇家宗正府、三司、涉案的25城皇城司碴子对“三案”毫无察觉，毫无只言片语上报。皇城司都指挥使及分管片区副都指挥使、涉案皇城司指挥所指挥使各降一级使用，涉及的皇城司碴子62人全部缉拿查处，按审讯结果，凡勾结贪官者一律抄家问斩，玩忽职守者一律按皇城司“家法”处置。皇帝赵佶作为皇城司的实际第一都指挥使，自罚纹银五百两，由内库拨付国库，充作赈灾之银。
  赵佶这个态度是端正的。拨付不拨付是一回事，认错不认错是另一回事。认错就会拨乱反正，死不认错便会陷入死胡同。皇上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就是皇上要干的事。要使赵宋不走入死胡同，皇上赵佶便要力挽狂澜。或者说，我得让赵佶力挽狂澜。
  我李逵就是个变数，至少这次查处“三案”，铲除皇亲国戚与三司硕鼠，可保宋朝五年内国库丰盈。这就是我思故我在，我在故国兴。
  先自己吹吹牛皮吧，吹牛皮又不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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