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一章 代价
上午,洛阳城内某酒肆,雅座内宇文温正与杨济交谈,谈的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变法”,房中除了他两个,再无别人。
君臣之所以要跑到这地方来谈公务,是因为宇文温要避开起居郎,特地微服出宫,在这鱼龙混杂之地和杨济密谈。
起居郎,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然后有司便会根据起居郎的记录编写《起居注》,所以,起居郎如同人形录音机,如影随形跟着皇帝,将皇帝日常的言行记录下来。
当然,听墙脚不属于起居郎的职责范围。
宇文温和杨济是“不正常人类”,许多谈话内容不能让第三者知道,虽然在宫里谈话也可以支开起居郎,但次数多了也不好,所以宇文温今日才会出宫,和杨济谈变法。
谈“行政区划改革”。
周国如今的地方行政区划是总管府、州、郡、县四级制,实行多年,各级长官是文武双秩,文职、武职合二为一,州刺史、郡守均有将军号,上马管军、下马管民。
地方是这样,中枢也是如此,出将入相是这个时代的官场常态,三高官官平日里在政事堂开会处理国家大事,次日挂个军职就可以带兵出征,实际上文武之分主要体现在官职上。
这个时代的“文武分途”虽然有了雏形,却也只是雏形。
对此,宇文温觉得需要适当改革,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基础出现变化,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
以刺史为例,刺史军政一把抓,好处是效率高,无论是对付治下豪强、镇压叛乱还是抵抗外敌入侵,地方长官手握兵权、使持节都督某州诸军事是必须的。
坏处就是一旦刺史有问题,危害性不小。
对此,需要有人来掣肘,那就是州长史(管政)、州司马(管军)等,而州长史、州司马必须由朝廷任命,刺史不能自行征辟。
这样的体制,实行了数百年,为什么宇文温觉得需要改革呢?
先是大环境:中原统一,而官军的实力强劲,装备着火炮、火铳、猛炸药,又有火轮船这种新式交通工具,意味着只要中枢不出问题,天下就不会大乱。
既然天下承平,地方官的精力,可以更多投入到民政方面,没必要兼任武职,分心管军。
其次是选官制度出现变化,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科举官员到地方任职,若让这些官员上马管军,难度不小。
道理很简单,当科举选拔成为常态,大量寒门子弟入仕,到地方做官,这些人也许养得起几个幕僚(后世所称师爷),却未必养得起善战部曲。
新官上任,没有部曲(类似后世家丁)跟着帮忙管军,没有部曲跟着上战场玩命,不要说打胜仗,不被兵痞坑死都算不错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刺史自带数百甚至上千部曲(甚至还人人有马)上任是常态,这些出身大族、豪强的刺史上任后,绝对能牢牢控制州政和军队。
而现在,一个科举入仕的寒门子弟,带着几个青衣小仆上任,且不说会不会被老吏坑死,光凭这几个细皮嫩肉的仆人就想让军队如臂使指?
兵痞或者老兵油子可不好对付。
更别说就几个青衣小仆随行,搞不好在上任途中被人杀了然后冒名顶替。
所以,宇文温一开始的设想是推动文武分途,地方官(总管且不论)偏向文职事务,最多管管治安,重大治安事件由军府负责处理。
那么,刺史头衔里的“使持节都督某州诸军事”就该取消。
这样好么?
不好。
治安事件,可大可小,但如何界定,很难分清楚,宇文温当过州官,能想象得出一旦剥离刺史、郡守的军权,会有什么状况生。
譬如,各宗族、村落为了水源地或者田地划分生械斗,这种治安事件算大算小?
说大,人家又不是要造反、抗税、对抗官府,不能当叛乱处置,而且宗族械斗自古以来司空见惯;说小,“参战”人员搞不好数千,死人也可能死许多,到时候地方官吃不了兜着走。
然而没有兵的刺史、郡守又如何去制止械斗?
如果让军府负责解决,先府兵是亦农亦兵,平日里要种地,农闲训练,遇到战事应征出战,万一农忙时军府征集府兵去调解械斗,误了农时该怎么办?
械斗每年随时都有可能生,各地府兵为了解决治安事件时不时就得集结出击,耽误农时、耽误训练,万一当地府兵“番上”、不在当地了,又该怎么办?
体制改革,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引新问题,现有的体制也许有许多不合时宜之处,也许有些不适应新形势,但执政者也不能一厢情愿,为了改革而改革。
地方官文武分途,可以确保中枢对地方的控制,但代价就是降低行政效率、官吏增多导致冗员,这点必须有明确的认识。
对于宇文温的利弊分析,杨济给出的解决方案倒也很直接,那就是“以史为鉴”。
总管府一级是最大的行政建制,现在全国有三十八个总管府,适当裁撤合并,譬如缩减到二十个左右,一如宋时的“路”,明时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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