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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13战疫 | 疫情中的隔离:从武汉大学生变成武汉人


讲述人:野望

        时  间:2020年2月10日

        地  点:西安  距武汉约七百公里

        职  业:在校大学生

        1

        2020年1月12日,收拾好行囊坐上归家列车的我,满脑子都是对最后一门考试的担忧,以及即将面临的春节期间与长辈无穷无尽的周旋。火车站人来人往,无数人在这里汇集,又各奔东西,擦肩而过的人们也许此生再无交集。而如今我坐在家里,于方寸之地中静默了整整22天,第一次那么希望那些陌生人,都平安顺遂,身体健康。

        这是我在武汉读书的第四年,到今年7月,我就要离开这里了。我的表哥两年前也从武汉毕业,同武汉一样,我们的家乡也一直受惠于长江的滋养。他当时回来时说:“城市里有江穿过的城市都很美,除了武汉。”  我被他莫名的坚定逗得直笑,心里却不以为然。

        武汉究竟是座怎样的城市,或者一座城市究竟能带给人们怎样的感觉,永远都得不到确定的答案。我如此向往武汉,想站在《颐和园》里郝蕾站过的长江大桥上微笑,也想坐一次《桃花灿烂》里周韵和郭晓冬坐过的轮渡,更想在江边公园看叔叔阿姨们跳一次广场舞。直到现在,我犹记得三年前第一次坐在往返于武昌和汉口两地的轮渡上时,在蜂拥而至的人群中,我感受到的那股强烈的安全感。这座奔放又粗粝、包容又勇敢的城市,也是我爱他的第四年。

        我曾设想过毕业后离开武汉时的心情,应该是以爱做基底,再增添上眷恋或不舍。然而临近毕业的现在,我却对他多了份情感——心疼。

        1月14日前后,“疫情”一词忽然之间出现在了各大平台主页,承载这个无比沉重词汇的城市,正是我所熟悉的武汉。我连忙询问了医学专业的同学,很快便得到了回复:“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夸张,哪有那么严重。不过你出门坐地铁还是戴着口罩吧!”  踌躇了十几秒后,我下楼买了十包口罩。药店的阿姨好奇地问我:“买这么多干嘛呀?”  那时候口罩还很好买,一包15。

        然而疫情的发展却似一颗被丢入湖面的石子,逐渐放大、放大、再放大,直到人肉眼不可观测的边缘。我隐隐约约的不安终于在1月15日得到了印证。打开微博:活禽市场的菜单、忽然攀升的确诊率、口罩佩戴方法、国外确诊病例……一切的一切像科幻电影的情节,从源起到高潮纷至沓来。无数的年轻人在这时候手足无措,让长辈戴口罩仿佛是对他们无声的刑罚。

        而与此同时,不间断的信息也涌到到我的眼前,哪怕是很多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也忙不迭的发来消息:“我记得你在武汉读书,现在回家了吗?我看这肺炎很严重,你身体还好吗?”  我挨个回复:“还好,你也要多加注意。”

        其实我并不“还好”。早上量了体温,371c,正处于发热边缘。我对疫情一无所知,并不能分清感冒和肺炎的区别。单亲家庭出身的我,由母亲抚养长大,外公外婆身体不好,还需要人照顾。无数种可能浮现在我脑海,我双手颤抖地在微博上不断翻查信息:“新型肺炎的症状是什么”、“潜伏期是否有人传人可能”、“患病后死亡率是多少”,甚至是“肺炎患者图片”。

        恰巧母亲在这时发来信息:“我下班后去趟超市,有什么需要的发过来。”  她如常的口吻让我更加焦灼,如果我染上肺炎,那这几天她也会被我传染。一瞬间,恐惧和惊恐充斥着我的大脑,闭上眼睛全是汉口火车站的人声鼎沸,而下一秒却仿佛已经身处医院的隔离病床。

        我在心里假设出一万种可能,但最终的导向都是:有可能会死。

        2

        回家的第4天,我决定将自己隔离。当天下午把必要的东西准备好,锁上房门时,我反倒镇静了。

        给母亲通过电话,让她记得回家时去小区登记,如实汇报家里有武汉返乡人员,并主动出示我的身份证和车票信息。母亲回到家一脸愁容,说物业正在联系相关部门,让我们在家等防疫部门消息。

        第二天一早,保安便带着区管医生来到家里,登记完信息后开始测量体温。38c。区管医生愣了一下,随即宽慰我说:“可能是小感冒,肺炎也不会这么快发病的,好好吃药,在家好好休息。我先走了,隔壁小区还有个武汉大学生呢,我下午再来。”

        等到医生下午再来时,已经换上了白色的防护服。当他穿越小区走廊向我走来时,我能听到隐隐约约的说话声和脚步声,那是一种迫切的命运降临所携带的声音,听起来像种古老的求救信号。区管人员明显严肃了很多:“你这还发烧,难搞。明天再降不下去就直接送医院。”

        “医院”二字让我从困顿的迷幻中立刻挣脱,听到母亲在外面的说话声:“他肯定没事的,我问了,没去过野味市场。我们一定积极配合工作,而且孩子自己主动隔离,从来没出过门。”  区管人员向后退了几步,隔着两米多的距离说:“我们都很理解你的心情,孩子有点发烧,还需要继续观察。不过他回来的早,应该没事的。”

        医生走后,留下了满屋子的消毒水味,在一种干净到仿若重生的氛围下,母亲却突然颓丧了。她在客厅里跟我通电话:“你如果真的出事,我也不怕,我照顾你外公也可以照顾你。”  她哽咽起来,全没了刚才跟区管人员对话时的坚定。但隔着一扇门,让我对她的爱都有了重量。

        随后几天,医生每天来测两次体温,烧很快就退了。对门的阿姨是我的小学老师,隔三差五在我家门口放一袋子菜,用纸条写着“新年快乐,孩子加油!”,于是我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除夕夜里和母亲隔着三米的距离看春晚,无声地相望,又无声地笑,隔离反倒让我们前所未有的亲近了,真好。但远远看着母亲口罩上方的眼睛泛着红,我知道她一定又偷偷哭过。

        这些天不仅紧张自己和家人,远在武汉的老师和朋友也一直让人牵挂。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但一定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我必须做点什么。

        这时不光武汉,湖北省各大医院都出现了物资紧缺,不得不向社会求助的情况。我和同学在两天之内成立了“支援湖北医护人员”的小组,成员主要由身边的同学、朋友和老师组成。截止第二天凌晨,前前后后共收到75位热心人士的捐款。联系好货源、查验所有医疗物资是否符合标准、确认好接收单位、记录账目明细,最终为武汉市汉口医院采购了2000个一次性医用口罩,为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采购了200个防护眼镜、300瓶八四消毒液……加起来共计4大医院,一万两千元的善款,全部用于医用物资的采购及捐献。

        隔离期间我在打字框里输入了无数次的“武汉加油”,意识到了如我一般的普通大学生,也存在一种主动参与的可能性,也理解了每次回应医护人员的那句“自己人”,就是将无形的墙壁彻底凿开,再用有形的力量去牵引生命的过程。

        3

        在被隔离的第十四天,几个陌生人同医生一起进来,递过来纸笔。姓名、身份证、电话、住址……这已经是我第六次填写返乡人员名单了。我小心地询问医生过了14天还需要继续隔离吗?其中一个人却突然拔高音量:“赶快写!让你登记你就登记,谁让你们一个个要往家跑!”  没有一句解释,我看着名单,沉默地在右下角签下了名字,方方正正。

        “早知道回家是这样,还不如在武汉和他们一起病倒呢。”我突然想起成立救助小组时一位朋友说过的话,内心酸涩不已。事实上,一面是集结力量的捐赠,一面是周围的人愤怒情感的宣泄,从武汉那里获得的感激与善意,和把武汉和病毒直接划上等号的陌生恶意,让我们这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返乡的人,成为了同一种命运的延伸。

        “你为什么要回家?”是这些天我和其他武汉返乡大学生收到过最频繁的话。和很多人一样,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但为了不危害他人,我们都及时选择了自我隔离。甚至在医生说解除隔离期后,我还是整整22天没出过门。

        2月3日下午,我在楼上听到小区大门传来争吵声,送菜过来的表哥拉着母亲正往家走:“二十多天了,医生都说这家人没事你们凭什么不让人出门?谁他妈是病毒携带者啊!什么叫应该监禁?这说的是人话吗?”

        表哥气冲冲地上楼,说是小区住户举报母亲出门闲逛,实际上她跟我一样隔离了十四天,排除风险后作为公职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但因为我是武汉返乡人员,因此还被强塞了好几封《致武汉返乡人员的一封信》。

        表哥愤慨地说:“隔壁那栋‘鄂’牌的车也被举报了,这会正在收发室写报告,交代完行踪,提交完证明才准离开。这大过年的。”  我点点头没说话,其实在1月底,和我一同返乡的几位外地同学都收到了陌生的短信和电话,内容大同小异:“你是武汉回来的?”、“为什么要回来害人”、“麻烦你赶快隔离”是最常见的。后来在微博上搜索后,发现不光是我们,原来各地武汉返乡人员都在不同程度上被驱逐、被挑衅、被歧视着。

        而当我在微博看到一名大学生收到“武汉毒人害人害己”的信息时,愤怒之外更多的是悲伤。为什么主动提供信息,积极配合的是我们,到最后受伤害的还是我们呢?

        4

        直到2月初,许多海外华人开始发声,讲述自己所遭受的种族歧视,这种疫情下的“认同危机”才开始被更多人注意。因为新冠病毒的扩散,针对亚洲脸孔的种族主义情绪正在肆意蔓延。03年非典过后,相当数量的患者从死神手中挣脱,却掉入了非典后遗症的漩涡。他们抑郁,躁郁,孤独成了生活的常态,一场患病使他们的社会价值也跟着折损了。

        “武汉人只是倒霉版的你。”这句话,简明扼要的指出了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对于恶意传播病毒的人,理应予以抵制和制裁。但当病毒变成一种离散、排外和歧视的借口,究竟如何消除“病毒偏见”,还是无从下手。

        这是我自我隔离的第22天,仍旧坚持每天量体温,跟学校老师汇报自己情况。中午微信群里有人开玩笑:“我斗地主有个人说他是武汉的,吓得我赶紧退出来。”有人在底下哈哈大笑。我看着大家戴着口罩的头像,仿佛病毒是从身体里蔓延到精神和网络。

        难道真正被隔离的只有病毒吗?

        疫区有我朝夕相处的同学和老师,有提心吊胆的生活,更有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被隔离的城市与被隔离的人,我与他们,在这一刻,有着生死与共的默契与认同。隔离之下,我好像从一个武汉大学生变成了一个武汉人。

        难以言喻的心疼让我立刻回复道:“是武汉人怎么了?你现在在外国人眼里就是武汉人,满意了吗?”  群里开始吵架,有人说这只是玩笑,也有人就此开始严肃地谈论。我关掉消息提醒,直到晚上才看到同班同学小羊发来的消息。

        我和小羊关系不错,几年前在武汉第一次吃热干面就是他带的路,粮道街的赵师傅热干面,再吃一个油饼,敞亮又踏实,也是我对武汉美食的第一印象。疫情发生后我们时不时联系,知道他24号托关系做了核酸检测,一家四口全部感染。他和父母症状较轻,爷爷病重,但都只能隔离在家。我们的辅导员经常开车去给需要帮助的同学送物资,小羊就是其中一家。前几天还看见他在朋友圈发布病床求助信息,爷爷终于住进了医院,开始治疗。昨天看他朋友圈,因为拖得太久,爷爷走了。

        打开对话框,只有短短的三个字——“谢谢你”。可不知怎么回事,我的眼泪一直止不住的往下掉,手机屏幕也模糊成一片汪洋。我无比想念小羊,想念他带我去吃的热干面,想念市井里听到的每一句武汉话,想念武汉的车水马龙,想念所有爱与被爱的人们,想念生活在同一个宇宙中每一个平等的生命。

        我回复小羊的信息的手,连指尖都悸动到颤抖,似乎是交付了全部信任与爱意也想要传达的信息:

        “等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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