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暗卫

　　而袁绍就做不到这些了。

　　优柔寡断，是袁绍最大的毛病。

　　在手下智谋之士明争暗斗时，袁绍做不到明察秋毫！

　　任何一个君主，想只靠自己的智慧就做到明察秋毫，几乎不可能。

　　曹操的明察秋毫，更多得还是他自己的乾坤独断而已，况且曹操多疑的性格，必定会出现暗地里的情报人员，不仅把敌对势力摸清楚，也把自己内部大人物的底细摸清楚。

　　这个领军人物，是郭嘉或者贾诩。这种“暗卫”的存在，才是悬在手下文武大臣头顶的利剑，时时提醒他们！

　　袁绍，需要的也是这种“暗卫”，这也是莫连山来到邺城的原因。

　　许多事还没发生，但知道大致剧情发展的莫连山，已经能预料到邺城这边的风云。

　　有些是崔琰也还不知道的事，毕竟崔琰并不是以谋略著称，没有进入袁绍的决策层。

　　但莫连山却要提前弄清楚未来发展的原因。

　　官渡之战初关于是否迅速决战的争斗，便是很好的提现。

　　“袁绍在计划出兵之初，袁绍的监军沮授劝袁绍不要急于决战。”他劝袁绍进屯黎阳，以黎阳为最前线，据河而守，然后“渐营河南”，不断派遣精骑，骚扰曹操的边境，“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这样不到三年功夫，就可以把曹操拖得筋疲力尽，一击即垮。

　　袁绍的谋臣田丰也反对决战。他认为袁绍应该“内修农战”，来奠定和充实自己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一方面还要“外结英雄”，以便到时机成熟时开辟进攻曹操的第二战场，来夹攻曹操。

　　同时还主张选拔一部分精锐部队作为机动的奇兵，来骚扰曹操防御较弱的地区，使曹操“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这样，“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到两年，就可以把曹操拖垮。“

　　可是袁绍部下另一部分将领以郭图、审配为代表，则主张迅速决战。”他们按照兵法“十围五攻，敌则能战”的原则，一味地谄言媚上，称袁绍“连河朔之强众，以伐曹操，其实譬若覆手”。

　　又说袁绍“师徒精勇，将士思奋，而不及时早定大业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所以坚决主张进行决战。

　　结果，袁绍采纳了郭图、审配的意见。事实证明，沮授、田丰的意见是十分中肯的。

　　这件事可以看出郭图、审配与沮授、田丰两派的斗争是何其激烈。

　　更为激烈甚至卑鄙的是，郭图等人因此事向袁绍诬陷沮授，使袁绍夺去其三分之二的军权。

　　不仅在大战之前就有诸多矛盾和诬陷，在官渡之战后孟岱与审配的争斗也是重点。

　　官渡之战后，审配的两个儿子成为了曹操的俘虏。与审配有隙的孟岱，经由蒋奇向袁绍进谗言:“配在位专政，族大兵强，且二子在南，必怀反畔”。郭图、辛评也点头称是。

　　于是袁绍就任命孟岱为监军，取代了审配守邺的位置。护军逢纪和审配也不和，“绍以问之，纪对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节，不以二子在南为不义也，公勿疑之。’”

　　逢纪在这件事上公私分明，也正是因为逢纪的一席话，审配才没有被废，反而与逢纪二人关系更加和谐。

　　袁绍谋士集团内部争斗的极其复杂性:审配与孟岱不和，郭图、辛评与审配不和，孟岱与郭图勾结，逢纪与审配不和。

　　似乎袁绍的谋士们个个都和其他的谋士有些矛盾。难道袁绍谋士集团的不团结是因为那些文人们争宠造成的?

　　莫连山觉得，很大一个根源是建安七年关于立嗣问题的争斗。

　　其实立嗣这个问题，袁绍早在兴平二年就亲手埋下了祸根。绍有三子：长子袁谭，中子袁熙，幼子袁尚。

　　“谭长而惠，尚少而美。绍后妻刘有宠，而偏爱尚，数称于绍，绍亦奇其姿容，欲使传嗣。乃以谭继兄后，出为青州刺史。”。

　　沮授曾劝谏道，“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贤，德均则卜，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诫，下思逐兔分定之义。若其不改，祸始此矣。”

　　沮授鉴于古制，看到了弃长立幼将会贻害无穷，故向袁绍提出劝谏。沮授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建安七年夏，袁绍自兵败官渡后发病而死。

　　审配、逢纪等人出于私心，矫命立尚，又引起了一场集团内部的内耗。逢、审平素多骄侈，这恰为袁谭所担忧;而袁谭又与和逢、审二人有矛盾的辛评、郭图二人相互勾结，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暗流涌动。这次斗争最终以逢纪、审配“废”谭立尚的成功而告终。

　　由此，可以看到袁绍谋士集团内部激烈的斗争，也似乎可以约莫着总结出袁绍谋士集团内部斗争的一个原因：袁谭身为长子，有着被立为嗣的先天条件；袁尚虽为幼子，却得父亲百般宠爱，有着被立为嗣的后天优势。

　　谋士们争的不是计策的孰优孰劣，而是在为他们各自的“主子”争得“世子”之位、当上袁绍的接班人从而成就他们自己的“功臣”之名。

　　而袁绍恰恰没有及早地、准确地选定他的接班人，这便给了那帮谋士们一个无名的心理暗示，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选择“投资”袁谭，一部分人选择“投资”袁尚。

　　沮授、田丰在这场“赌博”中押的是袁绍，而袁绍在这场“赌博”中扮演的却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所以沮授、田丰乃至“忠绍派”中的其他成员都不会有太好的下场。

　　总而言之，袁绍谋士集团内部争斗的现象是由于嗣位空虚、长幼之爱有差别以及谋臣争宠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矛盾造成的。

　　历史再次证明，周代确立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是极为必要的，是维护一个王朝统治阶层稳定的重要保障。

　　同时，历史也带给我们一个启示:一个政权，如果内部安定团结，无论敌人势力多么强大，也不见得会被消灭掉。相反，兵力虽然强大，如果内部充满矛盾，最终还是会土崩瓦解于萧墙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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