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西选、年选、佟选

        吴三桂开邸滇云，擅选月官，时号“西选”。年羹尧在西域行营引用私人，但咨吏部，不由奏请，谓之“年选”。隆科多长吏部时，所办铨选官员，皆自称为“佟选”，佟其姓也。三臣罪状，罄竹难书，昏制谬封，若合符莂。后三桂伏天诛，羹尧赐自尽，隆科多死于禁锢。不知当时依草附木之辈，忝列长名榜上者，作何面孔向人。

        满汉大臣班次

        本朝定制，各部满尚书在汉尚书之前。大学士管部者，虽汉人亦列满尚书前，若满汉皆以大学士管部，则仍满先汉后。雍正六年，公富尔丹管部务，张文和公方兼吏、户部，逊让再四，世宗命文和居前。又朝会班次，大学士例在领侍卫内大臣下，世宗亦特命公列王之下，公侯领侍卫内大臣之上。

        破除官员回避本省之见

        清初官员补授之例，回避本省。如江苏之与安徽，湖北之与湖南，陕西之与甘肃，亦称同省，例应回避。雍正七年，世宗以江南之上江、下江，湖广之湖南、湖北，陕西之西安、甘肃，虽同在一省，而幅员辽阔，各设巡抚司道以统辖之，其情形与隔省无异。且既系同省，则于彼处之人情土俗，较为熟悉，未必不于地方有裨。嗣后此数处府州县以下官员，不在本籍巡抚辖下者，不必回避。按：昔贤有“分道用人”之论，极东之产，不使远官于极西。果从其制，与世宗所谕熟悉风土、裨益地方者有合也。

        引小说入奏

        《三国演义》，不知作于何人。东坡尝谓儿童喜看《三国志》影戏，则其书已久。尝闻有谈《三国志》典故者，其事皆出于演义，不觉失笑，乃竟有引其事入奏者。雍正间，札少宗伯因保举人才，引孔明不识马谡事。世家怒其不当以小说入奏，责四十，仍枷示焉。

        御状、鼓状、通状

        登闻院在西长安门外街东，旧设满汉科道各一员。雍正二年，统于通政司，主受诉讼之事。清初刘公余佑《请革带地投充疏》，有“御状、鼓状、通状，纷争无已”语。鼓状，即登闻院之状。通状，通政司之状也。其后控诉者赴都察院及提督衙门，外藩则赴理藩院，无所谓鼓状、通状矣。

        叩阍

        凡冤狱不得直于本省官长，则部控；又不能直，乃叩阍。然叩阍极难，其人伏沟中，身极垢秽，俟驾过时，乃手擎呈状，扬其声曰“冤枉”。如卫士闻之，即时捉得，将状呈上。其人拿交刑部，解回原省。或言专有一等人代人为此，亦不须多钱。缘此等本是丐流，既得讼家钱，且解省时沿途均官供食，狱结照例充军，又可中途脱逃，为此者极多。且非此辈，则何时候驾，如何递呈，亦不能如式也。

        宽文字之禁

        文字之禁，以清朝为最宽。即庙讳御名，前代所悬为厉禁者，列朝谕旨，亦只令敬避下一字。世宗朝，臣工有避嫌名，辄怒曰：“朕安得有许多名字，非朕名而避，是不敬也。”

        世宗恶浙人风气恶薄

        雍正四年，世宗以浙人查嗣庭、汪景祺，诗文悖逆，风气恶薄，停止浙江士子乡会试。六年，经李卫、王国栋、王兰生等奏称两浙人士，省愆悔过，士风丕变，谕准照旧应试。

        查嗣庭试题之狱

        雍正四年，江西正考官为礼部侍郎查嗣庭，试题曰“维民所止”。有讦者谓“维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去其首也，狱遂起。今将当时上谕节录于后：

        “雍正四年九月乙卯，谕内阁九卿翰詹科道等：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荐举，朕令在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后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及礼部侍郎员缺需人，蔡珽又复将伊荐举。今岁各省乡试届期，朕以江西大省，须得大员以典试事，故用伊为正考官。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浇薄乖张，平日必有纪载。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则有日记二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又于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讪谤：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以赵晋正法为因江南之流传对句所致，以科场作弊之知县方名正法为冤抑，在清书庶常复考汉书为苛刻，以庶常散馆为畏途，以多选庶常为蔓草、为厄运；以殿试不完卷黜革之进士为非罪。热河偶然发水，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又书雨中飞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书写。至其受人属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举。又有科场关节及科场作弊书信，皆甚属诡秘。今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为伊称屈者。今种种实迹见在，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尔等汉官读书稽古，历观前代以来，得天下未有如我朝之正者。查嗣庭读书之人，受朕格外擢用之恩，而伊逆天负恩，讥刺咒诅，大干法纪。着将查嗣庭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定拟。”

        汪景祺文字之狱

        汪景祺，钱塘人，在年羹尧幕中，作《读书堂西征随笔》。其所作诗甚多悖谬语；又讥议圣祖谥法，雍正年号；又作《功臣不可为论》，以檀道济、萧懿，比年羹尧。坐大逆不道斩枭；妻子发黑龙江为奴；其亲兄弟、叔、侄，发宁古塔为奴。

        陆生楠论史之狱

        以论前史而获罪者，自陆生楠之狱始。自兹以往，非惟时事不敢论议，即陈古经世之书，亦不敢读矣，此真历代文字狱所未前闻也。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谕内阁：“据顺承郡王锡保奏，在军前效力之陆生楠，细书《通鉴论》十七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词更属狂悖，显系非议时政，参奏前来。陆生楠由广西举人部选江南吴县知县。朕览其履历，奏折前惟颂圣浮词，中间不过腐烂时文，无一语近于直言规正，亦无一事切于国计民生；而倨傲诞妄之气，溢于言词，知其人必非醇谨。及至引见之时，举动乖张。朕将伊折内之语，诘问数条，陆生楠总默然不能对；但闻朕教训，转多愤懑之色。彼时将伊扣缺，令以主事试用。盖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办事学习，以冀悛改也。后伊改授工部主事，引见时不惟毫无敬畏，且傲慢不恭显然，逆抗形于词色。夫主事职列部曹，外任知县，历俸多年，或卓异行取，始得升补。而陆生楠以边方举人，筮仕之初，即膺兹职，尚何负于伊，而伊竟敢怼及君父乎？伊系广西人，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故敢如此。是以将伊革职发往军前，与谢济世同时效力。前锡保起行之时，朕谕以军前效力之汉官等，果能安静守法，自知罪过，则皆可贷其前愆，开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怼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陆生楠所著之书，悖逆之情，尽行败露。”

        （一）论封建

        “其论封建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等语。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治于元，而极盛于吾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至若贾谊、晁错，欲削弱诸侯，乃虑分封之失而欲一之，非以郡县为失而欲分之也。李泌因藩镇之兵连祸结，思以封建为自固之谋，岂尝谓三代之制必可复乎？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而陆生楠云‘以郡县之故，至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试问今日之祸害何在？陆生楠能明指乎？狂肆逆恶如陆生楠之流，实天下所不容也。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寅协恭为治。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烛。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等语。同寅协恭，固为治之要；至于知人任相，惟在人君之明哲。汉唐以来，有贤君图治于上，则必有良相助治于下，岂万世无一知人之主乎？且同寅协恭之道，于封建何与？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缪戾，至于如此。”

        （二）论建储

        “其言建储也，借引汉武帝戾太子事，发论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等语。《书》有教胄子之文，《礼》有文王世子之篇，仪文明备，教戒周详。凡以养成德性，欲其学于古训，深知民情物理之微，周知人间疾苦稼穑艰难之故，岂可禁之不闻外事乎？至于父子天性，家国一理，惟有至诚至敬，可以为事亲之道。危机之说，岂人子所忍形于言、存诸心者乎？设使江充掘蛊之时，太子能居易俟命，不诈出武库兵、发长乐卫，则决不至有湖城之难。是戾太子之祸，正由于晓危机也。又陆生楠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等语，其意借钩弋宫、尧母门之事，以讥本朝之不早建储。我朝圣圣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锡亿兆臣民之洪庥。逮朕缵登大宝，承重熙累洽之盛统，七年以来，中外乂安，是我朝之国本有至深至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如陆生楠借汉武之事以讥刺者，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也。”

        （三）论兵制

        “其论兵制也，则称唐之府兵，云‘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府兵既废，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上陵下替。又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等语。而陆生楠之为此说者，盖其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国无养兵之费，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不宥也。”

        （四）论隋炀帝

        “其论隋炀帝，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几希’等语。隋文帝以勤劳节俭为治，史称其仓库实而法令行。至炀帝以骄奢淫佚，自取败亡，非可诿之于天也。后之人主，不为炀帝之行，岂有炀帝之祸？又何为而望天幸乎？陆生楠之意，又何所指也？”

        （五）论人主

        “其论人主也，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朕临御以来，日理万几，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己意生杀人、赏罚人。而陆生楠为畏之、怒之、报之之说。试问在廷诸臣，朕自雍正元年以来，曾以藩邸旧人而擢用者何人？曾因当时宿怨而治罪者何人？且朕从前与外廷之人毫无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庸其报哉？且云：‘蓄必深，发必毒。’此陆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抑陆生楠自蓄此心也？阿其那等各案，内外臣工之所共知，无俟朕再为告谕。陆生楠亦身列仕籍，岂无见闻？而为此论，其狂悖恶乱不亦甚乎！又云：‘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乃陆生楠自述其心也明矣。虽蓄怒而不敢显言，是以托于论列《通鉴》以微泄其愤。又怨而欲报，欲报而不能，但以‘身危祸烈’等语肆为咒诅。其逆谋发露，公然形于纸笔矣。”

        （六）论相臣

        “其论相臣，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等语。择相之道，惟在得人。若既得其人，而又使人密奏，且奏或不当，而犹多方掩饰。是窥伺挟诈，教人以谗慝，而招人以排陷也。且相臣果属邪，便当露章宣奏。而群小故为排沮，或欲动摇大臣，或从门户起见，人主自宜分别是非，以定邪正，岂可调停和处于其间乎？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等语。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此内外臣工所共知者，陆生楠何为而有此讥议乎？又云‘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等语。君臣之间，岂容丝毫权术乎？三载考绩，必以政事为据；若不以政迹，人亦何由而知耶？”

        （七）论王安石

        “其论王安石，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等语。圣人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有何作用乎？宋神宗锐意求治，而安石任意更张，其失在于作用明矣。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人无圣学，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安石者’等语。安石之误国，在于不引其君于当道，非谓知天知人。惟有端居深拱，静默无为，笃恭于无声无臭之表，而遂可使天下平也。故夫笃恭而天下平者，正由敬信劝威之道，而极言其效如此，非百务尽隳、上下睽绝而后可为治也。其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

        （八）论无为之治

        “其论无为之治，云‘虽有忧勤，不离身心；虽有国事，亦第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元之人。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虞疏虑，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至若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等语。从古圣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劳自励，而以逸乐无为为治者也。是以治天下莫大于用人、理财二端。理财一事，自应付之臣下；至用人之权，不可旁落。今试以铨选之权付之大臣，大臣敢膺此任乎？无论稍存容私情之见者，固不可一日当此重任；即秉公持正之人，于用舍黜陟之际，不为怨府，即为祸源矣。至若懋昭令德，克勤小物，不泄迩，不忘远，古训昭然。汉宣帝综核名实，治理一新；光武务勤吏治；唐太宗书守令姓名于御屏，朝夕省览。古来贤主，未有不本于勤劳者。岂可以用人大节为笾豆之事，置之不问也？又云‘绛度数谏，异镈顺从，是以陷于朋比而不知。盖有圣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学，则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语。夫嘉谋嘉猷入告于尔后，乃朕日所望于大小臣工者。即位以来，时时谕令诸臣以忠言谠论，面折廷诤。凡内外诸臣条陈政务，有当理而可行者，必令廷臣详议施行，并未尝拒谏诤而喜顺从也。至于人臣朋比，历代有之。有以阿谀谄附为朋比，亦有以倾险倖直为朋比，如汉之梁、窦，唐之牛、李，宋之绍述，明之门户是也。若唐虞之世，盈廷师济，一德一心，谓之朋比可乎？以上皆陆生楠论断《通鉴》中语，朕指出数条如此。陆生楠罪大恶极，情无可逭。朕意欲将陆生楠于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拟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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