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之惑

　　一

　　除了“位之惑”、“名之惑”、“财之惑”、“潮之惑”，“仇之惑”，应该不会再有别的大惑需要破除了吧？

　　似乎没有了，我一直这样想。

　　破除了这些大惑，其他小惑都是派生物，均可迎刃而解。这样，我们的心灵世界，也就可以干净、开阔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还有一个大惑。这惑，大到可以称之为终极之惑。至少，对我是这样。

　　请允许我先不着急说出名称，只谈一下我在全球考察之后的一个强烈感受。

　　那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年的最后一天，我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一次数万公里的古文明遗址总考察，终于到了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安静处所，我一次次深深地呼吸着，平复剧烈的心跳。

　　晚上，在烛光炉火边，我长时间地发呆。我知道，这次考察的结果必须花很长时间慢慢消化，写很多文章，作很多演讲，现在的任务是休息。但是，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图像总在眼前翻滚，让我实在静不下心来。

　　第二个晚上，一个惊人的想法掠过脑海，我立即从床上起身，点亮蜡烛。烛光在眼中闪耀。

　　我想到的是一个“反规律”：几万公里亲眼所见，凡是古代文明越悠久、越辉煌的地方，现在的情况就越可怕、越无救。

　　这是怎么回事？

　　会不会是一种巧合？

　　我又陷入了几万公里的回忆。

　　图像太多，历史太长，且只说地球的经脉——那些大河吧。人类世界所有宏大的文明盛典，都离不开那些大河。请看，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约旦河……这些永远出现在各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经典大河，现在的两岸是什么景象？

　　除了大河，还有更多同样出现在各国历史教科书中的老城、古堡、神庙、圣殿、皇宫、港口、大道、广场、剧院、运动场、图书馆，都留下了什么样的遗迹？古代的伟业不可持久，只留下遗迹是必然现象，但在这些遗迹四周，为什么总是枪口、地堡、战壕？为什么总是饥饿、病疫、奔逃？为什么总是凄凉、惊慌、哀号？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它们不远处，那些原来堪称荒昧的“不文明”地区，却山清水秀，沃野千里，有的地方甚至新城连绵，生气勃勃。对比之下，反倒是过去烈烈扬扬、光耀遐迩的那些文明中心，很难看到乐观的信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历史学家为我们讲述了各个古文明败落的具体原因。但是，为什么不同的原因都遭遇了同样的的魔咒？

　　问题，是不是出在文明本身？

　　也就是说，是魔咒容不得文明，还是文明本身夹带着魔咒，还是——文明本身就是魔咒？

　　如果文明本身就是魔咒，这就产生了有关人类进化程序的疑问。

　　那天晚上在尼泊尔的烛光下，我突然因这种巨大疑问而深深震撼。

　　我坐立不安。

　　人生在世，在剥除官位、名声、财富、潮流、恩仇的层层价值诱惑之后，还会留住一个安身立命之本，那就是文明。难道，连它也靠不住？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文明本身，但现在，不得不怀疑了。

　　记得德国学者齐特劳写过一本书叫《自从有了哲学家》。他在书的一开头就说，人类在四千年前，过着天堂一般的舒适生活，可是到后来，这种日子一下就终结了，“因为突然来了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他指的是哲学家。于是，“美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个伟大的理论时代业已到来，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刚读时觉得他可能是在说反话，故作幽默，这在西方的作品中经常看到。但是，他对哲学家出现之前“天堂般的舒适生活”的描述很真诚、很具体，不像全是反话。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讲完人类古典文明之后作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以一个问题作标题——

　　“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

　　我因为走了几万公里，不认为他的这个标题是危言耸听。

　　二

　　从总体上说，文明之始，一定是人类的福音。

　　这是因为，在早期，文明是人类对蒙昧和野蛮的摆脱。

　　我在应邀撰写炎帝陵碑文，以及担任“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主席时，曾仔细研究过中国早期的文明起点。毫无疑问，祖先们从原始状态的采摘野果、随机狩猎，到发明工具、主动耕稼、以火熟食、搭建棚寮，都是文明的最初课题。接下来，冶炼金属、集中居住、创造文字、祭拜神祗，便是文明的进步。正是这种文明，使人们与动物区别得越来越清楚，也就是使人真正成了“人”。

　　这也就是说，文明对人，具有开创意义。人类如果否定文明，那就是否定自身。人类如果背离文明的底线，那就与丛林中的禽兽虫豸无异。

　　正因为文明如此重要，它就具有了让人服从和仰望的理由。在遥远的古代社会，它就变成了一种权力。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权力需要控制，更不知道如何控制，因此开始出现问题。而且，是很大的问题。

　　这种文明的权力，开始强加于人。既然握有文明的名义，强加者一方总觉得理所当然。就说传说中的炎帝和黄帝吧，司马迁说：“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轩辕氏即是黄帝，于是，黄帝就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现在谁都知道，他们都是文明的创建者，但各方都把对方看成野蛮力量，只把文明归于自己。

　　因此，他们都因文明打在一起了，打的方式和结果，比野蛮更为野蛮。

　　因此，文明与原先自己想摆脱的野蛮“冤家重逢”，居然呼唤了野蛮，组织了野蛮，实施了野蛮，扩张了野蛮。

　　但是，文明在做这些坏事的时候，都举着文明的旗帜，例如所谓“修德振兵”。举旗者中，有部分是伪装，大多数连自己也相信了。至于追随者，基本上都相信。这就是实施野蛮所必需的愚昧。于是，在文明的旗帜下，野蛮和愚昧集结成了超强的规模，摧残着人类自身。

　　其实，除了战争之外，文明的其他项目，也都会因自以为是，强加于人，欺凌弱小，与文明的主旨背道而驰。

　　这实在是人类从文明起点上就开始进入的一个误区，悠悠数千年，越陷越深。直到今天，人类还在以最文明的理论，张扬着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穷兵黩武的民族主义。即便在小范围里，也习惯于用最道义的借口残害对手，剥夺财富、悖逆人道。

　　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用进化论观点论述人类在古代社会中经历了“蒙昧——野蛮——文明”的三个阶段，他虽然注意到了这三阶段的交叉和混杂，却不知道其间的逆反和互包。也就是说，天真的进化之梦，只是一种简单化的概念分割，实际上，文明时时刻刻离不开蒙昧和野蛮，它本身就融化着愚昧和野蛮。

　　最早把这一点看透的，是二千五百年前的哲学家老子。

　　老子毕生立言精简，未曾专论文明，却对人们放在“文明”框架内的一切，都深深皱眉。例如，他不相信神圣、智慧、仁义、功利、孝慈，不相信善恶和美丑之间有绝对的界限，更不相信人们在不断讲述着的各种高尚概念。

　　他认为正是这些概念，这些名号，这些执着，以及由此引起的奋斗、争逐，把天下搞乱了。人类自以为明白了很多道理，其实是越来越愚昧。

　　按照他的理论，多说不如少说，甚至不说，因此他不说下去了。把这个问题充分展开的，是佛教，我在以后还要专门讲述。

　　三

　　在我们的自身经历中，文明主要是以教育方式、评级方式、阅读方式、宣传方式出现的。每一个方式，似乎都源远流长，**堂皇，理直气壮。其实，即便在它们最神气的时候，也潜伏着自欺、自渎的逆反力量。

　　最明显的是，在教育中，文明的因素扩充为刻板的理念，分割成固化的组合，延伸成冗长的序列。这对于招收学生、开班上课是需要的，但是与文明的深层灵魂却已严重脱离。

　　文明的深层灵魂，永远处于生气勃勃的创造状态，所以必然是精干、活跃、变动的。一旦刻板和冗长，“它就不再是它”。教育，在完成必要的基础打理后，主要是让学生按部就班地接受这种“它就不再是它”的课程。

　　从这里开始，文明已走向了反面。

　　据我研究，在那些古代文明的废墟中，曾出现过很多学校、学园、教师、学生。那里涌集过很多书籍、演讲、辩论、评判。这一切，看上去是文明的强化，但当文明遇到严重侵扰，那里并没有出现过有效对抗。反而，由于连篇累牍，连早期文明的筋骨也被埋没了。文明变得庞大、臃肿、繁琐、艰涩，多数民众都很难接受，必然地失去了群体支撑。文明，也就蹒跚难行。

　　这样的文明，让人畏惧，让人厌烦，最后只得让人割舍，成为苍苔斑驳的废墟。

　　其实，只要看看今天大学里的那些教材，那些课堂，那些论文，那些职称，大体也能推知古代废墟的成因。

　　即便在和平年月里，文明也会以历史来积聚仇恨，以理想来培养激进，以逻辑来鼓励偏执，并不断地擂响既有节奏又有旋律的鼙鼓。

　　我在中东和南亚看到的那么多恐怖主义的诉求，追根溯源，大多是因为这些地方文明的层积太厚，裂解的次数太多，形成了无法填平的深沟和险谷。

　　在联合国发布成立以来第一份文化宣言的当天，我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有过很长的公开对话，其中提到因文明过度而造成文明冲突的“逆反规则”。我举了一个经常可以看到的例子。

　　我说，上海的一个居民社区，百余年来五方杂居，早已朝夕与共，甚至多有通婚。这一天突然来了几个文化学者，调查社区百余年来不同的移民成分；追索来自不同省份的人有过多少次冲突、殴斗、诉讼，其中又有多少冤屈和不公；接下来，他们又统计不同族群子女们成才的比例，犯罪的数字……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写出一篇篇报告和论文，在各种刊物发表。不难设想，这几个文化学者一年下来，这个社区会变成什么模样。

　　把这个社区放大到整个城市、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情况也是一样。“文明的冲突”，起因全在文明，而结果却是野蛮。

　　人们总以为，文明的基点是“真相”。但是我在耶路撒冷看到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所说的“真相”千差万别。投入的学者越多，麻烦也越多；发掘的历史越多，冲突也越多。这中间，凡是文明所包罗的一切，例如历史、宗教、音乐、诗歌、建筑、习俗，都卷到了里边。彼此都认为对方“不文明”，而两方恰恰都在文明里边，而且都是钻得很深的文明。结果如何？全人类都看到了。

　　四

　　那夜在尼泊尔山麓的炉火烛光间，我一会儿以大比小，一会儿以小喻大，终于看破了这个原先最不愿意看破的“文明之惑”。

　　回顾自己一生，一直在学习文明、追求文明、寻访文明、呼唤文明，总把希望寄托在某些学校、某些课程、某些书架，以为在那里可以找到排脱困厄的天国。但是，讽刺的是，我们的父母长辈所蒙受的种种折磨，全都来自于那些文化不低的人群，无一例外。我和妻子几十年间遭受那么多诽谤和驱逐，也都来自于充满嫉妒的文明群落。我们躲，我们逃，终于存活在寻常市井间，那里有一些憨厚的“白丁”，向我们伸出了手。

　　与我刚刚经历过的那些文明故地相比，尼泊尔也算是“白丁”。但正是在这里，山清水秀，天籁无邪，让我静静地深思。

　　我拨弄一下火炉，又移动了一下蜡烛，立即想起，早在家乡老屋，我还不太会走路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火炉，这样的蜡烛。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虽然不是家乡，却是家乡的光，家乡的暖。在两重炉火烛光间，中间的许多名目，可以删掉吧？

　　那夜想多了，疲倦地入睡。第二天一早，凉风满屋，光华满目，不知身在何处。立即起床，在窗口就能发现，被朝阳照得熠熠生辉的，便是喜马拉雅山。

　　我连忙出门，久久仰望。这才是伟大的山，真实的山，把地球压稳的山，让人类安心的山。它没有语言，没有表情，没有喧闹，岿然不动，雄伟俊俏。对比那些横亘在世人心中的一座座错觉之山，例如前面排列过的权位之山、名声之山、财富之山、潮流之山、恩仇之山，以及昨天晚上刚刚在我心中矮下去了的文明之山，什么都清楚了。

　　从喜马拉雅山的山麓出发，我还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蓝毗尼，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地。我这一路，除了考察一个个文明废墟外，还朝拜了很多宗教胜迹，尤其是佛教胜迹。朝拜的路程与一路废墟渐渐产生了对接，使我终于没有晕眩。

　　不错，在看破种种“大惑”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寻找精神领域的喜马拉雅山。因为我知道，破而不立，必然导致精神崩溃，就像我们早年见到过的那种推倒一切的“大批判”，为妖魔鬼怪让出了空间。

　　真诚的“立”，应该从个体生命开始，首先从自己开始。但是，自己的体验和见识毕竟狭隘，因此必须虔诚地拜访一切曾经“大立”的圣贤和智者，向他们“问道”。

　　我的“问道”，不分国界。早年完成的一系列学术著作已经表明，我对西方的人文哲学并不陌生。但在这霜鬓之年却要坦言，对天地人生最高智慧的揭示，主要在古代东方。

　　这就构成了本书的基本构架：先“破惑”，再“问道”，然后，就可以陈述我是如何安置自己心灵的了，谓之“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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