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之惑

　　一

　　我相信，不少人读了我前面的叙述都会点头同意：是啊，那些官位，再高也会失去；那些名声，再大也是虚空。

　　但是，大家在点头之余都微笑着沉默了。我一看就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他们想的是，有一样东西，不像官位和名声那样说丢就丢，那就是财。

　　财富和金钱，确实与官位和名声很不一样，可以由清晰的定量指标来计算，也可以直接兑换成物质产品。只要获取途径合法，在和平时代很难被剥夺。而且，由于获取基本财富这件事，与家家户户的食、衣、住、行紧紧相连，具有起点意义上的必要性。

　　但是，请注意，我说的是“起点意义”。

　　在起点之后，事情就渐渐发生异化。

　　甚至，异化成一种人生悖论和社会灾难。

　　有这么严重吗？

　　且听我略略分析“财富异化”的几个通常步骤。

　　二

　　异化步骤之一，可谓“初愿渐忘”。

　　与钱财相关的“初愿”，往往朴实而感人。例如，“使辛劳的父母有一个无饥无寒的晚年”、“不再让妻子为生计操心”、“让我们的孩子不在别的孩子前显得寒酸”……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初愿”也会随之延伸，例如，一处舒适的住房，几套像样的服装，一辆不错的汽车……

　　为什么把这一切都说成是“初愿”？因为都还没有脱离一个人、一个家庭正常生活的实际需要。但是，以后迸发出的一重重生花妙笔，就不再是“初愿”了。

　　在很多富豪看来，当年的“初愿”实在过于简陋，只有在“忆苦思甜”、“抚今思昔”时才会提起。其实，人的实际需要就像一条半径，划出了积聚财富的原始理由。原始理由也就是第一理由，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失去。

　　这个道理，可以由美学提醒我们。在至高等级的艺术中，美，总是与最朴素、最简约、最袒裸、最起点的形态相连。“暮归”的原始图像是小舟簑笠，“冬居”的原始图像是木屋柴门，“行旅”的原始图像是峡谷竹桥。这一切，很难被巨轮、高楼、豪车完全替代。

　　但是，很多人的财富之路只想尽快离开最朴素的生命需求，离得越远越好，不想回头。

　　天道之行，首尾相衔。万事万物的起点，常常就是终点。因此，起点虽远，却能在默默间保持着潜在的控制力和导向性。我曾见过不少年迈而又疲惫的大企业家突然尝到童年故乡小食时的激动，以及激动后的凝思。凝思中，应有初愿复归。

　　异化步骤之二，可谓“智能炫耀”。

　　很多人终于在钱财上获得可观的收益，最想显露的并不是财富数量，而是智能自信。

　　世人的本性，都想在年轻时代验证自己的基本智能。但是，多数验证的范围太窄，很难取信，例如在学位、专业、公职上步步攀援。相比之下，只有在财富之路上的收获，更能获得最通俗、最明确的承认。因此，财富之路，也就成了广大普通人都可以随脚踏入的希冀之路。很多人在商场大展身手，早已与生活的实际需求无关，而是想要不断证明：自己的智能不比取得博士学位的邻居低，不比身居高位的老友差。

　　从智能验证，到智能炫耀，中间并无界线。

　　炫耀，起自于一种压力和动力；而炫耀过后，又有了新的压力和动力。就这样，一种难于止步的赛跑开始了。

　　异化步骤之三，可谓“自我封断”。

　　表面上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交友广泛，信息灵敏，完全挨不到“封断”二字。但事实上，他们的生命已被一条粗粗的铁链封断。这条铁链，就是整天晃动在眼前的财富数字曲线。

　　本来，他们很可能也是一个宏观思考者，但这样的思考必须以苍茫大地为基准，以普世悲欢为起点。遗憾的是，随着财富数字曲线，他们的思考只能局限于团队和绩效，偏重于策略和方案。

　　更常见的是，他们开始形成一种思维习惯，坚信天下的一切都可以作价，都可以购买。既然文物可以作价，艺术品可以作价，那么，以此类推，世上所有的学术文化都可以作价。而且，他们也确实用金钱聚集了一些文化作品和文化人才。但是，正因为这样，他们失去了人类朝拜艺术文化所不可缺少的艰难途径和虔诚心情。因此，看似占取却是隔绝，看似垂手可得却是咫尺天涯。这是一种很奇特的自我封断。

　　财富可以让他们的子女进入国际名校，让他们自己成为名誉教授，但事实上，他们已经与深刻的精神层面无缘。即使能言善辩，也形不成一个完整的高等级思维格局。每当有可能深入时，路就拐弯了，也就是封断了。

　　除此之外，财富之路还会封断很多东西，例如，封断调皮，封断天真，封断慢享，封断闲散……封断了这一切，人生的趣味大为减少，生命的幅度大为缩小。

　　异化步骤之四，可谓“排场比拼”。

　　自我封断，当事人很难醒悟。原因是，他们在封断的天地里，已经忙不过来。他们借着钱财的缆绳爬越了很多生活等级和社会等级，顿觉得自己已经实实在在成了贵族，甚至成了一个领地上的国王。他们周围的各种力量，也远远近近地强化着这种虚拟身份。

　　既然如此，那就会渐渐接受皇家排场的种种心理暗示。即使是虚拟的，也要让人家不觉得是虚拟。

　　不管是否实用，他们觉得，自己的尊严、企业的荣辱、社会的声誉，全依赖于一个个越撑越大的排场。

　　可惜，他们虽然拿着世界地图，却把世界的本性看错了。人类世界的深度和广度，根本不能用那些酒庄、别墅、温泉来勾勒。

　　“排场拼比”的最大害处，是以巨大的浪费，误植了当今世界的价值坐标。在社会上还拥挤着大批贫困人群的情况下，这种拼比，在整体上很不道德。

　　我发现，财富之路如果走顺，一般都会经历以上这几个步骤。这几个步骤，一个更比一个背离财富的本意，渐成社会之害。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让民众明白：世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无法定价，也无法购买。

　　当金轮马车离开巨大宅第的时候，路边的老树与天上的残月正在默默对话，而树下的花朵和野果则按照着季节静静地开放和谢落。在富豪、马车、巨宅都一一陨灭之后，老树和残月的对话还在继续，花朵和野果的开谢还在继续。这才是更真实、更恒久的世界。

　　三

　　在分析了“财富异化”的程序之后，又需要回到我自己的修行之路了。我是如何摆脱“财之惑”的呢？

　　也许富豪们要嘲笑了，觉得作为一介书生，大半辈子消磨在课堂和书房里，怎么会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

　　其实我是有资格的，只不过是“另类资格”。

　　我谈论财富的资格，首先来源于对贫困的体验。

　　我出生在农村，那时，原本富庶的家乡已在兵荒马乱中退回到石器时代，经常拾菜咽糠。九岁到了上海，日子本该过得好一点了，却遇到了三年饥荒和十年“**”，自己和家人一直在生存底线的边缘挣扎。我作为大儿子，在全家实在无法忍饥的时候，只得向周围认识的人“借食堂饭票”，却彼此知道不可能归还，已经情似乞讨。后来又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每天挑着一百多斤的重担，从天蒙蒙亮，挣扎到天全黑，伙食又极为低劣。

　　这种经历很多人已不愿提起。有些人虽然还记得，却像梦魇一样把自己缠住了，隐隐后怕，由此产生了很多贪官。我与他们不同，贫困的记忆成了我的“启蒙课程”。

　　对那些贪官来说，一生被贫困所恐吓；对我来说，一生被贫困所滋养。

　　对贫困的早期体验，使我到今天还过着节俭的生活。我的节俭，并不是为了贮蓄，更不是为了美誉，而是从生命深处早就确认：只有俭朴形态的享受才是最高享受。我永远地着迷于走了一段远路之后吃到的第一口米饭、第一筷青菜，觉得那种滋味远远超过一切宴会。这就像，冬天早晨第一道照到床头的阳光我觉得最为灿烂，跋涉荒漠时喝到的第一口泉水我觉得最为甘甜。

　　真是万幸，我的妻子马兰与我完全一致。我们两人，也都算在自己的专业上“功成名就”了，但结婚几十年来从来没有雇过保姆。一切家庭琐事，如清洁、打扫、修理、买菜、煮饭、洗碗，全由我们自己来做。

　　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自己动手动脑，便能立即解决，这实在是生命的畅快。甚至，我几十年没去过理发店，头发都是妻子剪的，而且三下五下，剪得很快。剪多剪少，哈哈一笑。

　　对贫困的早期体验，让我懂得了生命的内核和筋骨，建立了一种稳定的格局，发射到人生的各个方面。例如，在文学上，我只倾心于那种干净如洗、明白如话的质朴文笔，彻底厌恶现今流行的那种充满大话、空言、绮语、腻词、形容、排比的文章和演讲。在舞台艺术上，尤其欣赏戈洛道夫斯基倡导的“贫困戏剧”及其延伸。在音乐、舞蹈、绘画、建筑上，也本能地拒绝一切虚张声势、繁丽雕琢的铺排。可见，我把早年的贫困体验，通过重重转化和提升，凝结成了生活美学和人生哲学。

　　四

　　达到了至朴至简，也就有能力以一双锐眼看破重重假象。

　　例如，近二十年来经常有人站出来声称自己出身贵族。他们好像是从天国突降，或从玄洞下山，嘲谑着百年来的贫瘠凡间。但是，这样的人就很难蒙得住我。因为早年的贫困体验告诉我，那时的贫困是集体的贫困，全民的贫困。而且，是积代的贫困，几辈子的贫困。长大后研究历史，知道也有过一些因做官和经商而一时富裕了的家庭，但都无法跨代延续。在战火不绝、逃难不断的年月，大多凶讯频频、衰势难挡。即便暂时富裕，也很难积聚成久远门风。

　　后来渐渐明白了，对于“贵族”的自封，其实是出于对全方位贫困的逃离。因此，我们在看穿之后应该予以同情。但是，当这种自封成为一种风气，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套套“伪腔调”、“伪文化”，让本来质朴的人生，堕入昏暗的贵族误区。

　　我无数次看到，本来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一挤进那个误区就犯傻了。眼前出现了太多恍惚的坐标、招人的诱惑，他已经无法像以前一样作出明白的判断。

　　能够破除这个迷魂阵的，仍然只有质朴、简易的正觉。

　　对此，我不揣冒昧，做了一些大胆的实验。

　　二十世纪临近结束时，我在冒险考察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古文明遗址之后，又紧接着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那些街道，那些老楼，实在让我看到了一群“世界级老贵族”的风范。而且，这些“老贵族”的当代名声，还依然显赫。但是，当我一座座城市、一个个国家扫描一过，立即发表文章宣布，有几个国家正面临着财经悬崖，那就是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

　　十几年后，我的预言全部成真。好几位台湾的经济学家拿着我当年的书籍来询问，当时作出如此准确的预言，凭的是什么依据？我说，我没有接触过复杂的数据、曲线、报表、公式，只凭最质朴的直觉。

　　“最质朴的直觉？”经济学家们非常好奇。

　　我说，我在那里首先感受了一种令人羡慕、又令人着急的慵懒气氛；其次，我在闲谈中总会随口问到当地的支柱产业，也就是靠什么支撑财政，却很难听到工业、农业、科技方面比较强大的项目，勉强说得较多的，是橄榄油。

　　我深知这些国家曾经长期执掌世界海洋霸权，但又凭常识可以判断，今日的这点橄榄油已经无法擦亮当年贵族的幽幽光泽。

　　对于至今还令人尊敬的北欧国家，观察起来有点艰深。但是，我还是用外行的眼光发现，我们曾经万分向往的“富裕平均主义”所带来的沉重负荷。我的这些担忧，当时就写在书上，后来也被一一证实，又让经济学家们不无惊讶。

　　虽然举了这些例子，却一丝一毫没有改变我对于财经“彻底外行”的身份。我说过，正因为是“外行”，才具有那个看穿皇帝新衣的小孩子的优势，保持着质朴、简易的正觉。

　　因此，凡是我遇到复杂、艰深、庞大的问题，总是强迫自己从精神上回归。回归起点，回归童年，回归贫困，那儿，一定有最好的解读密码。

　　这就是我的“归零哲学”，这就是我的“贫困戏剧”（Poor-theatre）。

　　五

　　对贫困的早期体验，还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好的精神成果，那就是以最质朴的心态敏感别人的贫困，并予以高度同情。

　　这一点，妻子马兰又与我不谋而合。

　　马兰的爸爸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人人可以欺侮。家里人口不少，因此马兰在幼年时代就记住了妈妈每个月都要向同事、邻居借钱的委屈表情。这一点我立即就能体会，我当年向别人“借食堂饭票”时，总要关注对方眼角里有没有一丝不脱的成分。

　　这些记忆告诉我们：河水洋洋，无人注意，但只要取其一瓢，浇在焦渴禾苗的根部，就会显得珍贵无比。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拥有大河，但我们愿意成为及时赶到的浇水人，哪怕只用自己的汗滴。

　　当年饥饿的人，把求助对象的眼神当做天堂，或者地狱。那么，今天我们如有可能，为什么不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天堂，哪怕只是瞬间？

　　好几次，家里电话响了，是邀请妻子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妻子觉得排练时间太长，构思太旧，婉拒了。但电话又响了，妻子正想再度婉拒，没想到电话里传出出声音是：“我们这里的上万工人都点名邀请您，但是不知道要付多少演出费……”

　　妻子说：“对工人，不要演出费。”她问了地址，就去火车站了。我知道她，说了不要，肯定不要。

　　后来各地经济情况好了，演出费也有了标准。她很难拒绝，却总是要求对方，代为捐献给“不幸家庭的失学儿童”。

　　“我们这儿发展很好，不存在不幸家庭的失学儿童。”对方说。

　　“麻烦你们帮我找一找，父母被判了刑，或者都在戒毒所，一定有。”她说。

　　果然有，还不少。不久，她就收到了学生名单。过一阵，又收到了成绩单。

　　我们夫妻俩，什么事都喜欢商量，唯有对捐献，任何一方都能决定，完全不必商量。汶川大地震后我赶到灾区，决定捐建三个学生图书馆，所需款项是我们夫妻两人三年薪金的总和，但我完全没有与她商量。如果商量，她反倒会觉得奇怪。

　　我们如果要赚钱，并不难。她多次在全国观众“最喜爱演员”的民意测验中名列前茅，平日多有商业性的演出邀请，她都没有参与。因为她只要一登台，就想探索古典东方和现代审美的融合可能，不允许自己在艺术上马虎行事。我也是同样，很多出版社经常为我制定新的畅销书计划，例如以我的名义精选中国古文、诗词之类，通过他们在全国教育系统的供输渠道，必然销量惊人。又如，有很多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担任大奖赛总讲评，收视率极高，如果趁这个势头根据录音快速出版一本本书，结果也可想而知。但是，这些计划我都拒绝了，因为我对文化著述有严格的等级标准。

　　与我们关系亲密的星云大师一再告诉我们：“金钱有毒。佛光山只要有了钱，就想方设法让它变穷，那就是办学。办学，是弃富还贫的方便法门。”我们记住了，“弃富还贫”是“法门”。

　　那年，菲律宾的大批华文读者通过一位知名学者邀请我去做系列演讲。这事由当地的华人企业家们张罗，因此决定要支付给我一笔可观的酬劳。等我讲到最后一课作总结时，一包厚厚的美元就出现在我眼前。我看了一眼妻子，立即作出决定：全数捐献给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这使当事人非常吃惊，推拉再三还是拗不过我。他们说，连**最有钱的华人企业家来讲课，也没有捐献讲课酬劳。我笑着说，历来穷人最慷慨。

　　很多年来，我一直担任着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有一次，教育部的一位领导询问该校校长：“你们请来了余先生这样的大名人，需要支付多少年薪？”

　　校长说：“一元钱也不需要。”

　　其实年薪还是付的，很高，但我让它变成了基金，资助设计专业和传播专业的研究生。

　　在家庭财务上，有时也会产生意外的喜剧。例如很多年前，上海一家百货商店在外来“超市”的冲击下难以生存，不得不转制，却遇到了职工的信心危机。一位年轻的经理希望我以自己的文化名声予以鼓励，我便把当天收到的一笔稿费交给了他。谁想到几经转折，这笔钱变成了上市公司的股份。这一来，我们听起来也算是“有钱人”了，但心里明白，这又增加了捐献的责任。

　　我和马兰，没有子女，因此将不会留存任何财物形态的遗产。我们会将自己的作品和相关财富，全部捐献。

　　我们的父母，都曾经遭受过几乎活不下去的灾难。我们自己，也都承受过常人无法想象的心酸。我们只想离群跋涉，两相扶持，默默地追求大善大美。追求到了，轻轻一笑，又奉还给世间。

　　来自山野，归于长天。若要寻找，踪影飘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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