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远东十国经济新约
宋子文的从政经历开始于1923年，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开始，直到现在的八年当中，经历了中国最黑暗最混乱的军阀战争年代。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动乱之后，在他心里已经深深根植了一个想法，就是：在当下的中国，如果自己没有一支武力作为依仗，文人充其量就是一个军阀的扈从、幕僚而已，绝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借着这次币制改革，再顺便成立自己心目中的完全受自己掌控的武装力量，他认为是到了可以实施的时候了。
税警总团就是他心目中能够为自己掌握的新派军队武装，不仅能大幅提高自己在民国中央地位，也是能为国家军事发展提供的一种先进范本。看在他为自己在国际上博了一个大面子，成为“经济国联”的发起国领袖，荣耀顿时盖过广州蓄谋分离本党叛乱的汪精卫这几件好事的面上，蒋介石对他提出的成立财政部直辖的“税警总团”一事，还比较宽容，一番不算很深的察问后，就同意下来。
宋子文拿到了老蒋的这个许诺后，片刻也不耽搁，立即招来了辛昕，把与老蒋交涉的结果，告诉了他。辛昕也是大喜，没想到这次来南京，本是要混个中央的身份，好到欧洲去推销开放方案，顺带做空一把英镑，没成想，还额外把山东划拉过来了，这可是最大的收获了。只要山东一到手，自己这四个人就有了一个地盘，用全省的资源好好发展一番，岂不是有一个不亚于东北的根据之地嘛。兴奋之下，他一口就答应了来南京财政部任职，协助宋子文推行币制改革的差事，这本就是他这次来南京的目的之一。
既然有了南京中央官员的身份，自然要说个理由给宋子文听，好到欧洲去一趟。他便对宋子文解释了一番道理。这确定金银双本位制的法币改革，还应该得到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的认可和支持。而得到了主要经济大国的支持，对下一步确定法币的汇率才会变得顺利，并能加强新货币在国内的威望。
在当时，国内的各家私人银行，包括外资银行也都存有大量的存银，如果计划发行的纸币没有得到国际的认可，难免这些银行会趁机炒卖炒买白银，引起银价波动，延宕法币国际地位的确立。一是动摇中央对货币供应量上的切实掌握，二是法币的汇率波动太大，被国际抛弃。这就需要中央银行手上要有一笔巨额的资金，阻击市场上可能的白银投机。
眼下由于辛昕他们策划的“远东经济自由特区”的方案，基本上让西方的各个经济大国都希望出现那种局面，即在同步实施的币制改革中，能够提高原有白银对主要外币的兑换比，就是把新纸币的汇率适当提高，增强中国的购买力，进而能消化更多的西方商品。
这也是一种来自外部的推力，期望白银涨价，但幅度可控。在开放区建设的初期，用同样的钱可以进口更多的西方商品和技术，这是有利于中国的一面。不利的一面就是中国的出口商品很可能随着货币汇率的提高，瞬间便大幅涨价，从而让中国的出口商品失去价格竞争优势。而这些出口商和工厂，就不会乐意看到中国货币的升值。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利益的受害者就会成为新汇率的反对者。能够预料到，他们将会和一些白银持有者发起抛售行动，冲击纸币的基础。
因此，在推行币制改革方案的时候，就应当事先和世界各国先在白银价格上达成一致，妥协各方的利益，才能顺利推行法币的发行。比如现在的国际银价在016美元每盎司的地板价上，如果能适当提高到025美元每盎司的价格，等于将法币的计划币值升值30——40，作为向各国预期的一种回报，来获得国外的资金贷款，用以国内的银价平抑基金，那么国内的白银炒家，就不会贸然行动了。如此便使法币的国际地位、汇率，以及国内的稳定发行几个问题都解决了。
经过辛昕的解释，宋子文也明白了是自己心急了，纸币发行如果一开始就遭到阻击，币值一旦持续波动不稳，就会让他的货币改革变成一场笑话。想到此，他就向辛昕问策。
辛昕的意见是：既然这种投机性的抛售不可避免，那么就在新纸币发行时先让币值向上涨一截，正所谓“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三刀”，在投机卖盘进市后，中央银行就大笔收购卖盘，让币值稳固起来。当然要做到这点，中央银行就必须持有大量的资金，最好是外汇或者外币，去兑换投机卖出的白银。
宋子文对中央银行手里的家底那是比谁都清楚，虽然他认同辛昕的方案，但苦于手中的外汇太少，完全没有把握对付喷涌而出的白银卖盘。辛昕则镇定地提出了“白银平准国际贷款”方案。
所谓的“白银平准国际贷款”方案，就是利用西方国家希望中国币值汇率上升的心理，大量向他们要求国际贷款，用于中国中央银行平准银价，维持币值稳定。因为他们也不想中国的货币币值下跌，减弱了国际购买力。同时，辛昕也把拟设立开发的经济自由特区资金，与这笔平准贷款揉到一起，既能加快特区建设和外资项目落地，也是快速形成税源，扩充偿还贷款的资金能力。
宋子文对这种一石数鸟的打法是叹为观止，心服口服了。这一连串的计划是环环相扣，连接紧密，把不同的情况都加以了考虑和应对。如果能够顺利实施下来，个人在这次根本上变革中国几千年来传统币制的改良中，可算是居功至伟了！
他甚至在心里怀疑过提出这个方案的辛昕个人的出身，这不是天才谁是天才啊，难道仅靠美国那所新成立的斯坦福管理学院就能教出来吗，如果不是在金融经济界浸淫多年，怎么能对这样一个堪称世界级的复杂问题驾轻就熟呢，除非是个妖孽。
果真，在随后的几次分别与美、英、法、德、意五个大国的谈判中，辛昕提出的平准贷款迅速得到的各国的赞同和理解，认为这是中国币制改革和开放区建设必有的稳妥之举，各国也乐于见到中国政府充分挖掘国内投资和消费能力，加大对世界过剩产能的吸附作用。最后，素有欧洲“商业先驱”的荷兰、比利时两国也跟着眼热起来，主动表达了参加国际贷款的兴趣。等到辛昕具体提出了尽可能详尽的开发特区预算和赢收预估后，总共数额达到11亿美元的国际银团贷款就基本敲定下来。
这笔贷款将由各国银行提供，由这几国的政府给予担保。实质上这笔大额贷款几乎上升到政府间贷款的性质，数额之大，超过了中国政府的预估，贷款期限也达到十年，几乎可以称作中长期贷款，利率也适中，年利率为42，甚至低于西方对远东发达国家日本的常用利率水平。
这样，由辛昕提出的，当初只是为了修正宋子文的币制改革计划，最后变成了一个庞大综合方案，竟然产生了如此超出想象的利好。什么国际响应，中国市场地位提高，远东经济新协定，中国币制改革得到国际支持和帮助，中国的工业化来日可期等等，怎能不让方案的始作俑者辛昕和宋子文大为开怀。
两人还约定，在经济特区建设初见成果时，再推出进一步的币制终极改革，到那时，两人将联手再次推高白银价格，利用白银炒卖的收入，置换成黄金，最终把白银缩减到不超过三成的比例，实行以黄金为主，白银为辅的复合本位制。
宋子文高兴的是，作为资深的银行家，对能够实际操作一次投机买卖的渴望终于可能实现了，而且还是以国对国的高度，人生还能有几次这种激动人心的金融搏杀啊！。而辛昕高兴的是，这种计划中的白银炒卖行动，可能和美国那个祸害了中国经济、打断了民国“黄金十年”的《白银法案》在时间上重合，那么这次，将由他辛某人来狠狠教训一下美国人吧！
既高兴又失望的人是蒋介石，他原来看到他的理财大臣宋子文和辛昕只用了一番编造概念的手段，就把世界上的各主要强国都诱入彀中，轻易就同意向中国贷款11亿，按照1美元兑换24银元的现有汇价，几乎有26、7亿银元之多。这要是买成枪炮，几乎可以吧中央军扩充10倍，如此一来，试看天下谁又能是他蒋某人的对手！
可惜，来自后世的辛昕对他热衷于用内战的手段消灭政敌的做法十分反感，在贷款议定之初，就引入了贷款监控的管理制度，建议由各国银行家和国联官员联合组成监督贷款使用的“管理委员会”，最大限度地阻止了老蒋的染指。因此老蒋在这件事上，就只得到了远东新经济发起国领袖的荣誉，至于要打这笔钱的主意，门都没有！
对这件闹出世界级响动的大事件，最不爽的就剩下被排斥在计划外的中国汪精卫和邻国日本了。孙科汪精卫在计划一公布，就知道自己变成了空喊口号，争权夺利的反派角色了。南北舆论逐渐开始集中转向南京那边提出的国家经济建设方案，以及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关注，而对于国民党内部的党统争夺再也没有多少兴趣了。广州的失落感越来越强，直至他们内部也开始了意见分歧和态度弱化，渐渐开始离心离德起来。
被有意冷落在一旁的日本，心里是打翻了醋坛子，酸意满满。于心不甘的日本人起初跑来，也照单复制一份同样的计划，想放在两广推行复制，即使把未来两广的经济发展权益抓在手里，同时也变相支持孙科汪精卫的分裂计划。但由于日本人的私心太重，自作聪明地单方面要广州政府放弃对日本商品的进口关税，而对两广的出口却只是象征性地下降一点，明显是要把两广当作日本产品的倾销地和原料市场。对于这一点，连汪精卫都认为日本人这时是在坑害他，他只要一签这份合作协议，就坐实了卖国的罪名，不需老蒋对他怎样，自己立时就会身败名裂，彻底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
这些由日本人复制又做了有利于自己修改的开放发展条约草案，被中统的特工偷了出来，并公布于众，一时间日本人企图分裂中国市场，支持分裂势力的险恶用心暴露无疑。随后被中外媒体大加挞伐，引起了欧美国家集体厌恶和提防，纷纷发表委婉的警告，要日本人不要阻碍中国开放市场融入世界经济链条的计划。在国内，日本人想要永远保持中国虚弱、分裂的国策，引起了中国工商界和教育文化界的口诛笔伐，仇日情绪高涨起来。
日本人这下在中国的形象被弄了个灰头土脸，丑恶不堪，最后只有悻悻离开两广，抛弃了汪精卫。转头厚着脸皮到南京向老蒋抗议，说自己自己遭到了中国的无妄抵制。出于平衡的心理，也避免惹怒这个强盗，在老蒋的干预下，宋、辛两人心不甘情不愿地才接纳日本进入九国经济新约，变成了最终的《十国经济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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