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东北保不住（二）

看向国内，东北在与苏联进行中东路战争时，南京许诺的十万援军和几百万军费根本没有兑现。现在关内的中原大战刚刚落幕，国力耗费过甚，虚弱不堪。今年还将爆发“宁粤对立”，两广军阀与南京军事对峙，把中央军队拖在南方，根本无力支援东北。南京的蒋介石虽说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有与外敌一战的决心。但他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大位受到南方军阀的威胁下，断不会把自己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决然出兵支援东北。

        再看东北内部，日本人如是说：“官是贪官，民是刁民，兵是兵痞”（石原莞尔语）这句话不无道理。庸官懒官当道，贪腐横行，搞得官民离心。东北军编制改革后，张学良的心腹嫡系，仅有19个旅，16万众。现在11万人随他去了关内，剩余的5、6万人，主力基本在黑吉两省的铁道两侧部署，防范苏俄的姿态很重。而腹心之地的沈阳、辽宁一带，仅有一个精锐旅——独立第7旅驻扎在沈阳北大营。这几乎可以算是开门揖盗，这个盗就是心怀叵测的关东军了。东北军部署失当，被日本人觑得空挡，是在所难免的。

        至于东北军编下的各种省防旅、警备部队和山林队一些武装，根本上就是些托名投顺的乌合之众。在急难当中，能忠于张学良的，并不算多数，在日本人面前，更是反复叛降，抗日的作用不大，却对忠心保国的义军伤害不小。在东北的保卫战中，对他们的指望不能抱得太大。

        在民情方面，东北自古被中原政权视为化外之地，近百年来落籍东北的移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些移民大都是在关内恶了政府和权贵，不容于当地才抛家舍业流落到东北的。他们骨子里多少都有对公权力的仇恨，再加上关外缺少中国传统的乡绅秩序来推行中央意志，因而对现政权的认同感较低，离心离德。非有如gcd那般的功力和组织规模，短期内根本无法建立对抗日本的民众基础。

        因此，总结下来，东北的沦亡在当下的形势下，真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有了他们这几个能开外挂的金手指，在具备一定的势力支持下，最多能做到的就是：延缓东北的全面沦陷时间，为抢救东北的财富和工业力量、人力资源进关争取时间，也为保存国力，避免日本得到东北实力大增做出先发的安排。再就是建立统一的敌后抗战系统，尽量把日军拖在关外，让东北军有时间在长城一线形成较稳固的防线，把日军封在关外，保护关内发展国力，准备今后的全面抗战。

        这样做，比之原来东北军不抵抗放弃东北的一切，把巨量的财富、生产能力扔给日本人来说，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虽然也丢失了国土，但保全了国力和军力，做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布局。只要中国一旦具备全面对日反攻的力量，收复东北也是易如反掌的。

        冯庸也做了很多的情况补充，对上述的判断再次给予了印证，分析到最后，连他这个东北本乡人，即使心里有千般不甘，也只能接受东北在现阶段不可守这个冷酷现实。自己身处局中，被各种习以为常的情势包围，军队的腐化、官僚的堕落、行政的低效、民众的冷漠，都被上层社会各种灯红酒绿、安逸祥和这张幕布遮盖起来。现在这幕布一旦撩开，就暴露出如此之多的不堪和残破。他心里还有一个秘密尚未给几位言说，就是他们这批“官二代”、“富二代”，全都把心思用在钻营打洞和奢靡享受上面，本领不大却把持高位，志向只在延续上辈的权势，狠于内斗而怯于外战，即使没有这什么918事变，东北未来的前途就光明吗！看来，在这大争之时，以现在的东北，群狼环伺，岂有幸理！

        分析了上述内外情况，接下来设定自己的目标就简单了。首先那种热血无脑的被排除，无所作为也不符合大家的心意，就只剩下一条，那就是：

        首先，在918事变的当口，用武力挫败日本人的阴谋。

        其次，武力驱逐关东军出辽中，为搬迁东北各种财富资源创造窗口期。

        日本这个国家是一个饕餮怪兽，一旦吃到嘴里的东西，分毫也不愿意再吐出来。日本人在东北的特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南满铁路，一个是辽东半岛，这是受国际承认的。如果东北的抗日范围，扩大到了消灭日本人上述的两项权利，日本的文官政府就会在军部的裹挟下，不管不顾地发动对华战争，让中国根本没有应对准备的机会。

        在这方面，苏俄就是个范例，他可以保护“中东铁路”的名义发兵东北，还得到了把他视为仇敌的西方列强的默认，就是害怕中国形成习惯，依此例单方面剥夺各国在华的特权。因此有苏俄的例子，日本文官政府只要以保护路权和租地权的名义，也可以对中国用兵。而胆大妄为的陆军就敢把这场战争扩大成全面地侵华战争，提前把战火烧遍全中国。

        日本现在国内还是实行的“双头”政体，文官政府和军部分别向天皇负责。虽然政军两界撕斗严重，但军部还没有发展到后来的掌控全国的地步。现在日本的若槻内阁，一直就在事关国家形象外交和军费两方面，压制日渐膨胀的军部大佬，在内对军方形成了掣肘。

        所以说，918时，几位要想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国内政军两界之间的矛盾，尽可能把军部的形象搞臭，让他失去左右日本国政的能力，哪怕是暂时的，也能为中国争取更多的抗战准备时间。

        一向做事促狭的辛昕提出了个“现场捉奸”的想法，虽然让大家哭笑不得，但细想一下，确实是对付日本人这种鸡贼最有效的打脸方式。对于丑化、矮化日军，特别是长期患有“下克上”毛病的日本陆军，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使的啦。

        在历史上，正是受了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一伙中低层参谋侥幸在东北918事变中取得了成功的鼓舞，1937年的“77”事变，也是一帮师弟参谋们鼓捣出来的。这些人个人野心膨胀，胆大妄为，就善于寻衅挑事，把“生米做成熟饭”，绑架上官和国家，按照他们的野心走上战争之路。如果能在这次的918事变中，彻底打脸这些狂妄的参谋们，让他们失去在军中的号召力，也可以说是不错的收益。

        但要做到毁掉这些狂人的目标，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可以做到的，牵扯的方面也比较的多。对于这点，辛昕却信心满满，他恳切地说：

        “我们四个人背景经历各不相同，来到这个战乱的时代，你们三个是大有可为。唯独我这个搞经济金融的，却变成了冷门。你看，秦川和恩亮都在部队长期服过役，这些见识和经验用到现在的军中，好歹强过很多人，运气好的话，挣个将军干干也未可知。振渝就更不用说了，你是军工技术人才，我可知道这样的战争年代，你们是最吃香的。别的不说，就是简单的自动化武器，只要你有心，就不拍搞不出来。这可是当前的宝贝级的东西。对付日本，我们若想胜利就必须革新战法，而新式武器也是推动战争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那就剩下我了，我这几天也想了很多事情，我特别着急，别你们在这个时代大展拳脚，我却碌碌无为，这可不是我愿意看到的。话说回来了，经济是未来战争的基础，我呢，也想好了几个方案，看能不能把当前的中国经济，也学着苏联快速发展起来，强大到能和日本人打个平分秋色是最好的，那怕是比原来强一些，我们也不会牺牲那么大。

        所以，我还是要发挥我在金融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长处，我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做了些调查，就调查中国的币制、经济、实业情况，还回忆了我留学时了解的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我准备写一个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议。这个计划，我希望你们能把它和你们刚才提出的应对事变计划糅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对日总体战方案。

        这未来的战争就是总体战模式，缺少了经济金融的配合，还能叫总体战吗？总之，我们不能仅仅把东北当作最终的目标，那只是全面抗战的前奏，一句话，我们要站在全国的全局考虑，提前进行对日全面战争的布局。东北的这个布局事关今后抗战的大势，大家要想的远一点，想得全面一点，这才不枉我们来这世一次。”

        辛昕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思考，片刻之后，大家纷纷对他伸出大拇指，称赞不已。秦川感慨地说；

        “看来我们还是局限了自己，眼光只放在了当前、当地这一片儿，思维太窄啦！辛昕你这一席话，算是点醒了大家。总体战，这个建议可是能胜过十万兵啊！”

        众人纷纷应和，这思维一发散，各种奇思妙想就不断地涌现出来，从军事斗争延伸到经济战、金融战、科技战、心理战、舆论战。反正这几个来自后世的人，把听过和见过的各种国家间争斗的策略都拿来设计了一遍。行得通的，就根据当下的实际进行筹划，行不通的，就暂时搁置起来，作为条件成熟后的选项之一。

        瞿振渝干脆亲自执笔，把大家的想法梳理了一下，整理成了一份计划草案，暂时定名就叫《东北当下时局及应对方略》。因为冯庸他们住的小院叫“锦庐”，后来这份极大地影响了全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局势变更的计划，就被史学界称为“锦庐计划书”，与影响整个二战并决定战后国际秩序的《大西洋宪章》、《雅尔塔》等重要文献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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