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辅导员的危机

　　作为学生会里唯一一个口才极差的副部长，我在例会时始终躲在最边角的角落里。
　　辅导员老师隔三差五就来个这会那会，我只会遵照执行。
　　“韦安啊，下午你叫几个人，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好的老师，是要搬东西还是整理文件？”
　　“一点小事，三四个人吧，帮我打印点东西。”
　　干的多了，自然懂得要问清楚。
　　有时候我想，如果没有学长，我是不是早就退出来这个让我疲惫的圈子了。
　　老师们很有趣，她们喜欢最听话、最能干的学生，可是事实是，听话的往往是庸才，而能干的总有很多意见。
　　我算是那个让她们恨铁不成钢的老实人，因此他们很喜欢让我干一些低智商的粗活。我倒也乐在其中，因为每次干完活，我都能落个8块钱的盒饭，省了我一餐。
　　但我发现我犯了个错误。
　　在辅导员办公室里做固定勤工俭学岗位的人每个月有500元的生活补贴拿，但我这种做法相当于勤工俭学了，但几个小时下来，只有8块钱的盒饭，当然，老师们会说在学生会工作能锻炼你的能力啊，以后有机会入党啊，还能结交很多有用的同学啊，等等，等等，道理我都懂，我就是觉得自己亏了。
　　人不能太自信，这不，一向高高在上的辅导员，将要迎来一场大的危机。
　　“我今天把你们几个副部长级人物叫来开会，就是商量造反的事，我们学生会的干部们抛家舍业、任劳任怨，我是恋爱不敢谈，动不动就请假不上课，钱钱拿不到，还得自己搭钱，入党这事我也没看到影，你看，到头来怎么着，我上学期不还是挂科了吗。”
　　学生会主席欧凯月口才真的有一手，一开场，便马上把吊起我们共同的痛楚，气氛一下子热血起来。
　　“当然，最重要的是，对于我们部员的权益，我们要奋起反击，辅导员要剥夺我们的权力，我们要低三下四地查宿舍，给普通同学办事，如果我们学生会没了威信，那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不是老师的狗！”
　　“对，欧总说得好，我们不是狗！”
　　“就是，我上学期电话费就花了一千多，谁给我报销了，因为工作忙，我的现代汉语都没及格，我第一次挂科啊那是。。。”
　　“好了好了，大家的心情我都理解，大家的诉求我也接受，所以，同志们，我们要团结起来，争取我们学生会的权力，如果不给我们自主权，我们就不干了！”
　　“对，我们就不干了，去他娘的！”
　　“就是，连学分都不给我们加，我们累死累活的组织那些不懂事的学生参加活动，可我们连课外学分都没有，欧总，你说吧，我们跟着你，豁出去了。”
　　在场的各位除了我，全部义愤填膺煞有其事，我还是老样子，我不想说话，也不敢说话，更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同志们，今天的事大家不要说出去，我是信任大家才在这里集会，希望同志们一呼百应，不忘初心。”
　　好家伙，上纲上线了。
　　从开始到结束，我都没有表态过一个字，有人看出了我的异常。
　　“你可别打退堂鼓啊，到时候误了事我们拿你是问。”
　　他说完，我还真有点害怕了。人被一种无形的东西钳制着的时候，会慌乱地思索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想到了我的师兄。
　　对，就是那个已经大三的、只在暗中帮助我们的老部长。
　　“师兄，我是韦安啊，你现在有时间吗？”
　　“今晚我有点事儿，不在学校。”
　　“你洗完没，快点啊！”
　　“你等等，等等。”
　　“师兄，有件比较紧急的事。”
　　就这样，我打断了师兄的好事，在几分钟内，我一五一十地把我所知道的事情原委像师兄汇报完毕。
　　“韦安，作为副部长，你干得好，能向前辈问路，是个好同志，就是以后最好不要晚上给我打电话，总知，还是谢谢你！”
　　有时候我觉得，学长根本不是很在意我是谁，我长得什么样，以及我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
　　也是，人都是爱自己更多。
　　一个告密者，很明显地被揪了出来。
　　辅导员的危机轻松化解了，但告密者的下场，并没有随着事情的妥协而妥当。
　　辅导员承诺会给所有干部加学分，也适当的尊重学生会的意见，但要在合理的情况下，在一系列允诺过后，他们笑着把我踢出了局。
　　“老师，韦安不适合继续担任副部长，这是我们主席团的诉求。”
　　接下来，主席团们列举了我上课逃课、打瞌睡、玩手机以及挂了一科选修课的种种“劣迹”，终于，我光荣地退休了。
　　没有人来问候我，更没有人追问结果。
　　大学的时间还有富裕，而我的第一份工作，却以这样的方式完结。
　　我说，这算是我的工作经历吧？
　　也许，我最在意的不是这份副部长的工作，而是那个一直关照我的人。
　　从此，他再没联系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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