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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棵树


  洗了一天的衣服,手上的肉被洗衣粉水泡得已经皮开肉胀,我坐在夕阳的余晖里,小心翼翼的修剪着指甲和翻起的肉刺。

  父亲又在院里挨个推开屋门,看上半天又缓缓地关上,许久看着夕阳下的我,紧紧地抿着嘴,发出了一声轻叹。

  “喂,马师傅,你是不是西门口收木头的?最近木头的行情怎么样?”父亲认真地听着电话里的陌生口音。

  “行行行,明天你过来看看么,木头都是好木,差不多的话我就卖了,你出了西门沿着公路直直走,三公里处的三岔口往左手拐,我在那等你。”

  父亲再给对方详细的说了地址后挂了电话。

  “真打算卖了吗?”我盯着父亲的眼睛问他。

  “卖了吧,留着也没用了,本来想着你们快结婚的时候把这老房子倒腾一下,现在我也没这个心劲儿了,能卖点算点儿吧。”

  父亲说着又是一声长叹。

  “十年了,你守了它们整整十年,后悔不?”

  “不后悔!如果那些树被他们伐了,我这辈子都会抬不起头的。你母亲也是。”

  父亲嘴角抽动着,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依然充满愤怒。

  十年前的夏天,那年我正在上小学六年级。放学的时候,我看到校长室门口围着很多人,好奇心驱使我挤进了人群当中。那一幕,虽然过了十年,却还历历在目。

  我清楚地看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老年斑已经长满了他光秃秃的脑袋,正坐在地上紧紧地抱着一个中年男子的腿,嘴里大大咧咧的骂着。

  中年男子脸上带着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时不时的拉着地上的老头往前拖拽着,嘴里谩骂着各种污言秽语。

  人群中,我瞪大眼睛看到坐在地上的那个老人正是我的爷爷。爷爷已经七十多岁了,可眼前他正被人此般的凌辱着。

  羞怒,恐惧的感觉立刻包围了我,我撒开腿挤出人群就往家里跑,一边跑一边开始嚎啕大哭,我要把看到的告诉父亲,告诉母亲。

  一进家门我就看到母亲阴沉着脸坐在地坪上,一只脚光着,鞋子坐在屁股下面。甩头擤了一下鼻涕。

  母亲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看到母亲眼睛红红的有点水肿,像是刚哭过的样子。

  掀开门帘,我看到父亲坐在屋里,闭着眼睛仰着头靠在沙发上,桌子上有只空空的玻璃杯,屋子里弥漫着浓浓的酒味。我没敢做声地退了出来。

  “到底怎么了妈?”我摇着母亲的腿,看着一言不发的母亲问到。

  母亲还是一声不吭的低着头。我一着急便哭出了声。

  “我看到爷爷......”

  “你不管,既然他们胡作非为,你爷爷他们就养活起。”

  母亲恨恨的说着,有低头醒了一把鼻涕,接着用鞋底擦了几下。

  “我们家在学校后边的树被人伐了,他们说那22棵树他们的,欺人太甚!”

  母亲说着又抹起了眼泪。

  “那些树是你爷爷二十多年的心血,他们就是看着木头现在值钱了,眼红了。”

  母亲委屈的就像个孩子丢失了心爱的玩具。

  学校后边有两排高大的杨树,从我记事起及就知道,每次下水爷爷就扛着铁锨拖着一瘸一拐的腿去学校后边浇水。

  队里人都知道,爷爷有二十多棵大白杨,长的又粗又高。爷爷和其他老头开玩笑总会说,等我哪天闭了眼,就让儿子伐两棵坐棺木板。

  我记得奶奶刚去世那年,我才二年级,春天风刮得很厉害,有棵大白杨的树梢断了,把学校房顶上的瓦片和房檐砸烂了,当时的校长找到了我们家,呵斥父亲要是砸着了上学的娃娃怎么办!

  父亲扛着梯子,拿着木板工具在学校的屋顶上叮叮当当得修葺了一下午。

  母亲说,父亲性子犟,说话直,在村里得罪了几个人,他们伙同到一起,找了一位学校曾经退休的老教师,非要说那二十多棵大白杨是集体的树,大家都有权利分。便伐到了其中的四棵,父亲去找他们理论,差点跟他们打了起来。

  爷爷照顾了那些树二十多年了,看的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哪里容得下别人这么明目张胆的抢。

  母亲正给我说着,就见父亲红着脸从房间里冲了出来,父亲气急败坏的在窗台上找着东西。

  父亲拎起一把镰刀就往门外走,母亲半跪着一把抱住了父亲的腰,哭喊着不要让父亲做傻事。

  “你没脑子吗?你就是把他们都砍了能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两个娃。”

  我在后面哇的一声开始哭了,跑到父亲面前哀求的看着他。

  父亲听到了我的哭声,扔下了手里的镰刀,坐在地上就哭了起来。

  天黑的时候爷爷被邻居家的人送了回来,爷爷还是张着嘴不停的咒骂着我听不懂的人名儿。

  第二天一大早几个穿着警服的同志到了我们家,说有人报警,举报我们家侵占公共财产。爷爷一听就又开始咒骂起来。

  那段时间每天下午回家,家里总有陌生的面孔,有时候是穿着白衬衣黑裤子戴着眼镜的人,他们看起来都很斯文,母亲说那些人都是镇上的领导,他们是来了解情况的。

  父亲站在他们中间,大声的给他们解释着,好多次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父亲跟镇上的领导解释,这些树是土地改革后,各家各户分配到自留地的时候种的,按时间推算至少有二十三个年头了,可那位退休的老教师一口咬定,树是建学校的时候种的,最多只有十五年的时间。

  双方坚持不下,父亲就指出了在学校当老师的芸伯作证,芸伯家跟我们家是几十年的世交。他比父亲大个十多岁,所有的事情他都是清清楚楚的。父亲也相信芸伯一定会为我们家作证的。

  父亲找到了芸伯,芸伯告诉父亲树肯定是爷爷种的,白的黑不了,让父亲放心,他会为了兄弟出面跟镇上的领导证明的。

  几天之后,父亲带着镇上的工作组去了芸伯家,领导们说在调查取证的时候父亲必须回避,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父亲看到芸伯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便没再说话退出了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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