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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八章 巨变前的涟漪


余得水也知道,阮元对这罗教颇为不喜,他此番之言,不言邪教,亦不言荒诞,就已是相当客气,也只得陪笑道:“阮学使其实不知,这罗教所言,原本也没几个人真心相信的。不过咱这些水手帮众,平日与那佣耕之人,又有所不同,我等既无田产,又大半都无房宅,只得在船上庵堂聊以生存,贫苦无依之际,也需要些寄托才是啊?是以在下用这罗教之言,只是为了让帮中兄弟能安稳一些,却别无他图。漕帮有朝廷这口饭吃,也总不能和朝廷过不去啊?”

        阮元也渐渐清楚,罗教之事,并非自己,或是余得水一句话,就可以让人不去相信的,否则乾隆三十年前厉行禁教,又怎能屡次强禁而不止?看余得水神色,知他这番话也是真心,并无作伪,也就不再深究。余得水忙吩咐了身边两个帮众,陪阮元夫妇回去乘船。

        一路之上,看着嘉白帮帮众对自己颇有崇拜之感,孔璐华也觉得有些滑稽,不免遮住了双唇,以免他人看到自己轻笑之状。只是想起这些帮众对余得水的神色,也是自发的毕恭毕敬,不觉有些好奇,便向身边一个帮众问道:“这位大哥,你们这位余老师,究竟做了什么事,你等竟对他如此恭敬啊?”

        帮众倒是非常热情,听了孔璐华之言,也笑道:“夫人或许不知,咱们余老师啊,平日对咱下人,最是仗义,尤其是去寻官府索要工钱之时,那寻常官府中人,总是百般推诿,不愿给我们工钱,每次都是余老师带着咱们,去找他们要说法,他们看咱们人多,又是理亏,才愿意把克扣的工钱补上。咱以前也是不知,后来和江西、安徽的漕帮打过照面,才知道咱这些工钱,能足数发下来,有多不容易呢。”

        孔璐华问道:“那你等平日工钱,究竟有多少,为何官府却要克扣呢?”

        那帮众道:“其实说来,工钱从来也不算多的,江浙漕帮,据说朝廷定了二两,可我听别人说,余老师来之前,实际发下来的,最多也只一两五钱。而且这些年啊,银子越来越贵了,记得老人们都说,以前一两银子只得一千文,现下得有一千七八百文了,所以当官的为了少发些工钱,往往不发银子,只折了铜钱发给咱们,用的还是以前的折价。也只有余老师出面,才能帮咱们拿回整整的二两现银子来。我先前跑漕运,也听安徽的兄弟们说起过,他们那边,头舵的舵工,一次也只一千五百文,寻常帮工人手,只六七百文罢了。夫人您说,要不是余老师为人仗义,带着咱们去要钱,咱这日子,能过得舒服吗?唉,可惜自从这漕河上多了两条豺狼,便是余老师去官府讨要,官府也无能为力了。对了,阮学使,老师说您是个有大学问的人,您见多识广,可知道这银子近些年来,怎得便如此昂贵了呢?”

        阮元想想,道:“或是因富家贮存之故吧?现下有些富商,家中得了银子,便只当宝贝一般,贮藏在自己家中,留作馈遗子孙之用。这样长此以往,民间流通的银子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就变得更贵了。也或许有其他的原因,我就不知道了。”

        那帮众道:“唉,不想他们把银子当宝贝,反倒是苦了咱们了。阮学使,你或许也不知,咱行漕之人,这些年虽说苦了些,总也不是最苦的。那民间交粮之人,我就亲眼见过,有多少人加了这许多折耗,一年收的粮连租子都交不全了,日子也是一般的苦。可听湖北的兄弟们说,那边还在打仗,那里百姓不知何时,命就没了,过得还不如这里的人呢。阮学使,你说这太平盛世,难道就只是百姓能活下来,不至于动不动的,就丢了性命,如此简单的吗?”

        阮元听着,也不禁摇了摇头,看妻子时,只觉她眼中也有不忍之色,想来妻子平日在孔府大族之中长大,或许这还是第一次接触这许多底层民众,只怕心中更加难以承受。

        几个帮众一路送着阮元夫妇上了船,仍是原本带路的两人将阮元一行送了回去。这次意外之旅,最后并无任何损失,阮元身边的几个仆从也都各自庆幸。

        只是阮元心中,却渐渐多了一重负担。回到杭州之后,他也前后三次找过玉德,希望与他商议减免折耗之事,可玉德的回答,却每一次都振振有词:

        “伯元,你所言之事,我又怎能不清楚?只是你看看这浙江之前的亏空,有四百万两啊,我上任这两年了,也才补了一百万回来,这样下来,要什么时候,我才能补齐啊?这天下财富,本就只有定数,不在官就在民,我不临时加这些加耗,我上哪里筹着许多钱粮,来补得这亏空?你看看,若是这般赔补,再过得六年,以前的亏空也就补齐了。再苦一苦百姓,让他们再忍六年,日后他们说我是个贪官污吏,我也认了,这样行不行啊?”

        “伯元,你看看这温州的上报,两广那些个海寇,这都闹到咱浙江海面了。今年还要再拿出些银子,去补海防之事。咱这浙江多少年也没一个海警,海防之事,以前早就耽搁了,这也要出钱,外面的海塘,来年也要再修,我若是六年就能把亏空补清,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口口声声百姓困顿,可我若是补不齐这亏空,我这珊瑚顶子,也保不住了啊?”

        总之,玉德的理由,总是比阮元的质问更多一些。

        或许这后面半年,阮元最大的幸事,就是终于迎了谢雪过门。谢雪初入阮府,虽也颇为羞涩,不敢多与人说话,但毕竟性子乖巧,孔璐华和刘文如见她听话,也都对她十分喜爱。谢雪诗艺师承谢墉,无论平仄音律,还是意境气象之说,心中都有见地。平日孔璐华便也多邀二人一同相聚,聊起平仄入声,谢雪不仅精通记忆之法,更兼熟用吴中方言,刘文如有入声字音不通之处,多听得谢雪念诵几次,也就有了印象。孔璐华与谢雪更是相互教授画艺,二人一习线描,一习没骨,正是相辅相成,各有所得。

        至少对于阮家而言,嘉庆二年的后半年,一家人都安享着无比温馨的日子。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嘉庆三年元日,按朝廷常例,这一日仍有元日朝会。可这天嘉庆放眼望去,下拜群臣,两个为首大学士是和珅和苏凌阿,两个汉人大学士王杰与刘墉,一个无力行走,只得特许持杖入朝,一个耳聋眼花,混沌难言。下面福长安、吴省钦等人,亦是各居要位。而原先与和珅不睦的各位六部尚书,都是垂垂老矣,只怕这样苦熬下去,都要走在和珅前面。

        想到这里,嘉庆也不禁愁眉紧锁,只依常例按部就班的结束了元日朝会。而当他不经意间,回头瞥及身后的乾隆时,只觉八十八岁的乾隆,一如寻常般平静,面色绝无变化,自己这个做儿子的,也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

        眼看群臣之下,有几个熟悉的身影,比如那彦成,还是可以让嘉庆心中一振,可这些人官职均在和珅一党骨干之下,究竟何时能等到机会,实在难说。看着他们,嘉庆也暗自想着外省官员,有多少可以信任,可以重用之人,其中也有阮元。

        “阮元的浙江学政之任,今年也是最后一年了。可他终是与和珅有些来往,当年朕想留他在京任职,他也曾拒绝过。却不知他之后又该任用何等职务?也不知他日后,究竟能不能为朕所用啊……”嘉庆多观朝中官员履历,对阮元的升迁历程,早已一清二楚,可正因为如此,反倒是一时拿不定主意。

        而这一年的京城,也正在悄无声息的发生着一些变化。

        这日乾隆起驾去了圆明园,军机处只剩下和珅和福长安二人,川陕战事一时未决,二人也需要继续处理前线奏报。忽然,福长安问道:“致斋,那呼什图先前所言,可是真的?”

        “应该是真的吧?呼什图说,那日太上皇在福海中游船,不过半个时辰,就对左右说已经倦了,鄂公公看太上皇神情,也不敢有半分违逆,便停了船,送了太上皇回去。随行的一个小太监还抱怨,说这二月之初,冰原本就没化干净,辛辛苦苦除了大半日冰,结果太上皇居然说自己倦了……还被鄂公公骂了一顿呢。呼什图就是听此人所言,应该不会假啊?”和珅道。

        “若真是这样,致斋,有些事,我想着咱也该多准备准备了。”福长安道。“太上皇这两年虽然把皇位传给了皇上,可平日间看着,一直是精神的很,但凡军国大事,也从来都是自己拿主意。可到了今年,太上皇居然也知道自己倦了……致斋,这话不好听,可你我身在此位,就该有所防备才是,太上皇毕竟今年八十八了,咱……咱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皇上身上啊?若是朝廷一旦有个变化,咱手里得有可用的人啊?”

        “这些我也不是没想过。”和珅也没有以任何冠冕堂皇之言加以回避,而是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眼下吴老师升了左都御史,苏凌阿在刑部,惠龄兼着理藩院,小吴老师也迁了工部侍郎,人总是可用的。只是……也另有几个关键位置,一直还是不能放心下来。”

        “那我看,咱也得抓紧了。你说这半年下来,好不容易把吴熊光送出去做了直隶布政使,傅森也送回部里当差了。可昨日听呼什图说,皇上那里,又拟了那彦成进军机处,你说,这不是存心想着和咱们对着干,又是什么?致斋,咱现在确实不少位置上都有了人,可我看着……还是嫌不够,那些个六部尚书,你看着年纪大了,也做不得什么,可占着位置,咱的人就上不来啊?”福长安道。一年之内,因外省战事频繁,和珅趁势举荐吴熊光去直隶调运粮草,把他调离了京城,傅森也因前线事务繁重,被调回本部用事。眼看阿桂最得力的两个助手都已经不在军机处,嘉庆居然直接拟了阿桂之孙入军机处办事,也难怪福长安心中暗生疑虑了。

        “那这样吧,今年又是会试年,这一次的浙江会试,主考我推荐小吴老师,你看怎么样?”和珅道。

        “浙江……你想说那阮元?致斋,你说这些年他给你送过第二回礼吗?这关键的时候,你怎么还……”

        “正是因为眼下是关键之时,这能用之人,咱才要都用上啊?”和珅叹道。说着说着,和珅心中也隐隐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果然,嘉庆三年二月,那彦成加了军机处行走之衔,成为了乾隆在世之时,最后一位上任的军机大臣。和珅和福长安也知道,这种重大人事任免,必由乾隆许可,是以只能空自抱怨,却不能施以半分阻拦。

        嘉庆三年的春天,阮元也还是一样忙碌。

        上一年冬天,阮元潜心为《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做注,到了这年二月,十篇注已经完成。是以阮元也约了在杭取录生员,以及其他府学、县学学生,准备在这一日讲述《曾子十篇》中的部分精要章句。孔璐华自然也需要多忙一些,为阮元精心整理着衣衫。

        “夫子,帽子带得正一点,天冷。”孔璐华看着丈夫,虽然满眼都是爱怜之色,却也忍不住有些抱怨。

        “夫人多虑了,眼下是二月,这里又是杭州,怎么会冷呢?”阮元笑道。

        “我不是瞧你身子弱吗?”孔璐华道,她一边看着阮元的衣襟,一边似乎又有些好奇,问道:“夫子,你外面那个学生,名字好奇怪啊,他姓……姓端木吗?真是少见的姓氏呢。”

        “夫人,当年子贡也是姓端木的,夫人怎么忘了?”阮元笑道。“他啊,名叫端木国瑚,字子彝,子彝他也算是我去年取录学生里,才华最出色的了。他的诗写得好,自选的赋,也是我得遇学生里,最为典雅之作,是以我取了他做生员,也是他应得的啊。”

        “那夫子,他那两篇……两篇八股文做得怎么样呢?”

        “还好吧。”阮元想想道。“偶有佳句,但整体而言,还是显得气韵略欠了些,总是未臻一流。但他诗赋在处州童生之内,可是再无第二人了,是以我还是取录了他。”

        “夫子,这样真的好吗?你说,他要是八股做得平平,就被你取录了,那他日后若是去考举人、考会试,别的考官肯定还是要看八股文的啊?你这样做,真的不会害了他吗?”孔璐华却似乎想得更多。

        阮元想想,道:“夫人其实无需如此烦恼,第一,子彝那个人我熟悉,是个治学之才,可为官之心不盛,多半将来是不会做官的。第二,这院试与乡试会试不同,乡会试是为国选士,眼下多是要看四书时文的功夫,可院试只为童生成学之用,且本有童生自选作答之项,和乡会试不一样的。再说了,童生做了生员,就可以免除差徭,这些有一技之长的童生,也就可以潜心治学了,说不定就会有所成就呢,他们原本就各有所长,若是仅仅因为八股做得不好,自己的长处都发挥不出来,那才真是浪费了人才啊。所以我也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施展自己所长,至于日后还愿不愿意应举,再由他们日后决定,也不迟吧?”

        “唉……夫子你还真是……还真是辛苦呢。听别人说,其他的学政,都是只看那两篇八股,就取了生员。你这倒是看得全面,这赋做得好的,你要录取,算学学得好的,你要录取,治史有长的要录取,就连碑版之学,有独到之处的,你也要录取。夫子,你这样不觉得比别人劳碌很多吗?”孔璐华这话看似抱怨,眼中却满是不舍。

        “夫人,我与其他学政不同,我这才三十五,做浙江学政已经三年了,也算是身强力壮的年纪,若是不能有些作为,也对不起我这内阁学士的名位了啊?”阮元笑道。

        “咦?夫子在说自己身强力壮吗?”孔璐华听着,竟轻轻的笑了出来,双臂成环,抱住了阮元,在他耳边小声道:“怎么夫人陪了你这许多日子,还不知道你身强力壮呢?”

        阮元听了也不禁莞尔,对孔璐华道:“夫人嫁我,这还不足两年,不算长的。若是夫人想我陪了,也好,这几日编修的几部书也快完工了,我一定早些回来,多陪陪夫人如何?”说着缓缓放下了妻子双臂,与门外的学生一道前往府学了。

        府学正厅之内,这日也聚集了数十学生,其中大多数仍是以八股文得以取录的生员,但也有近三成生员,原本八股做得平平,却因为诗赋、算学、史论有一技之长,而被阮元破格取录,是以这些学生对阮元格外敬重。见了阮元入内,学生们也纷纷向阮元作揖拜过,阮元还礼过了,便坐在了正中之位,道:“今日为大家分发《曾子十篇》的文本,大家也都看到了,这十篇先贤遗作,我近日多有注释,但我今日也不敢夺先人之功。故而各位所见注本,上有实斋先生解诂,也有仪郑先生的补注,最后附上了我的注文。各位只管择善而从便是,切不可因我与各位有师生之谊,便将其他大家之作,弃而不读了。总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各位可清楚了?”按清代《大戴礼记》经解最精者多推崇两家,一是王聘珍解诂,一是孔广森补注,阮元便将二人注文一并分发诸生。王聘珍号实斋,孔广森号仪郑,是以阮元以号称之。

        “老师。”阮元右手边一位学生问道:“老师选取名家注释,兼取所长,学生们自然佩服。可学生却有一事不明,这《曾子十篇》本无单行之本,仅见于《大戴礼记》之中,而大戴氏之作,散佚犹多,现下已几为绝学了。老师却对这《曾子》十篇多耗心血,其中缘由,却是为何,想来各位同门,也都希望老师指点一二吧?”这位学生名叫陈文述,倒是阮元全依八股文、试贴诗之优长选取的生员,因此在学生中最为服众。

        他所言《大戴礼记》之事,乃是中国儒家学术史上一大要事,西汉之时,《礼经》作为儒家《五经》之一被列于学官,但同时尚存孔门弟子讲论古礼之文百余篇,儒者戴德、戴圣对这些论礼之文详加取舍,各成一部《礼记》,戴德所成即为《大戴礼记》,戴圣成《小戴礼记》。然而在儒家发展过程中,《小戴礼记》因简约易懂,逐渐被更多习礼之人传承,最终取代了汉代的《礼经》,成为唐以后《五经》中的《礼经》部分,即今人所言《礼记》。而汉代《礼经》则成为今日之《仪礼》,宋明以来,研习《仪礼》者日稀,直到清代《仪礼》才重新受到更多学者重视,阮元早年即因为通晓《仪礼》,得以校勘《开成石经》中的《仪礼》部分。

        而戴德的《大戴礼记》,同样因修习者少,渐渐失传,到了唐代,原本八十五篇的《大戴礼记》只剩下三十九篇,北周之时,名臣学者卢辩曾为《大戴礼记》做注,也简约不敷学子之用。宋代初立《十三经》之名时,有人试图将《大戴礼记》加入作为第十四部经典,最终也不了了之。也是一直到了清代,《大戴礼记》才被部分学者重新重视,并加以注释,却仍与科举无关。是以陈文述所问,本也是一大半在座学生心中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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