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衍圣公府（孔府）

不想到了衍圣公府之前里许，只见得一路左右，俱是白幡林立，近得衍圣公府门前，眼看门檐柱上，也均系满了白帛。想来是衍圣公府之中，近日竟有人故去。阮元也暗生悔意，南下之前，他一直想着主试事宜，虽然曲阜是必经之地，却未能打探周全，只怕到了这里，竟遭人数落一番。

        到得门前，门房眼看来人均是儒生打扮，也自客气，走上前问过阮元等人来历。阮元便取了官牒文书，说明山东学政身份，告知门房，言及若蒙衍圣公不弃，还望相见。

        谁知门房却道：“回过阮大人，我家老爷他……已经于半个月前故去了。眼下是二老爷家的公子入继了大宗，继任衍圣公的事，我家也和皇上上奏过了。只是皇上虽准了小公子入继大宗，这继任衍圣公的诏命，却还没到呢。所以阮大人，眼下我们衍圣公府，却是没有衍圣公的。”

        阮元听了，也不觉有些惊讶，细细问来，才得知其中缘故，原来之前的衍圣公，乃是孔子第七十二代后裔孔宪培，就在这一年，孔宪培因为染病，年仅三十八岁就不幸过世，家中也无子嗣，衍圣公的嫡系便即断绝。是以孔府只好选了孔宪培之弟孔宪增之子，前来承继孔氏大宗，并继任下一代衍圣公，这位即将被补任衍圣公的人叫孔庆镕，时年只有七岁。所以这时孔府事宜，便暂由其生父孔宪增做主。

        眼看山东学政大驾光临，孔府其他的门房也纷纷向内通报，不过一盏茶时间，一位身着素服的中年儒生走了出来，眼看这人相貌俊朗，虽然身形文弱，举止之间，却自有规矩，不逾礼法。这人见了阮元，也上前作揖道：“新任学政莅临衍圣公府，自是我府中之幸，只是家兄衍圣公半月之前，不幸薨逝。眼下家中招待，定有不周，还望阮学使见谅。”听这人言语，当是前任衍圣公之弟孔宪增了。

        阮元也连忙回礼，道：“孔先生，此事若说有所不妥之处，还应是下官了解不周。下官初到山东，原是因主试之事而来，忘了先行通报贵府，以至今日前来，竟未能预备致奠之物，实在惭愧。下官自当先行归去，待致奠之物齐备，再来拜访才是。”

        说到这里，阮元不禁暗暗想到，孔宪增居然未曾问及自己为何不知临丧之事。略低下头一看，方才清楚。原来此时距江彩过世，才只过了十一个月，自己身上犹是青衣素带，想来孔宪增是以为自己已做好了吊丧的准备，故而不问。这般回想，心中也自惭愧。

        孔宪增见阮元本是临丧之服，自然并无不满之心，又见阮元言语诚恳，不仅未加责怪，反而十分欣慰，道：“阮学使既要行礼，自是一番心意，我却之不恭。只是今日阮学使来都来了，若是就这般回去，反显得我们待客不周了。其实阮学使今日前来，却也并无不妥。阮学使看着也不过而立之年，却得以位列京卿，提学山东，想来阮学使才学之上，是有过人之处了。”

        阮元也只好回道：“回孔先生，在下于经史之道，确是一直用心勤学。但自古有言，百闻不如一见，平日所学，虽知礼器仪范之大端，具体所见，却是不多。这次前来衍圣公府，也是听闻府中上古礼器，所备俱详，是以想着观瞻一番。而且久闻齐鲁之地，金石所遗众多，可备乙部参考之用。所以在下也想着，若能集山东金石文字，详加修订，定当有功于后世。衍圣公府千年诗礼之风，自是山东之冠，若能得孔先生不弃，令在下得以详校，在下自当终生感念。”

        孔宪增点头道：“阮学使言及金石之事，其实来得正好，就在两个月前，城中有人偶得一块石碑残片，他们觉得我衍圣公府既是金石毕集之处，便将这残片送到了我们府中。只是这残片之上，语焉不详，若是阮大人不嫌事烦，还要请阮大人指教一番。”说着便唤来几个家丁，让他们陪着阮元进了衍圣公府，绕过正殿，来到一处偏厅。正好看见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在两个家丁陪同下从厅里走出。小男孩见了孔宪增，也上前道：“爹爹安好。”

        看来这个男孩，便是未来的衍圣公孔庆镕了，孔宪增也走上前来，对孔庆镕道：“庆镕，这位是新任的山东学政，阮伯元阮大人，是你长辈，快过来问好。”

        但阮元却想着，这个孩子毕竟是未来的衍圣公，应当自己先问好才对，便走上前来，先行礼道：“在下阮元，见过孔嗣公。”

        孔庆镕也回过了礼，看着阮元，却不禁有些疑惑，向孔宪增道：“爹爹，这位阮伯伯看起来，也不过二三十岁的样子，就已然做到了山东学政。那爹爹，这天下间最为聪明之人，是不是就是阮伯伯了？”

        孔宪增一时尚未回答，阮元听了“阮伯伯”这个称呼，却也不禁心中无奈，只好和颜悦色，对孔庆镕道：“回嗣公，其实在下并非生而知之者，只是幼承家教，学而不倦，如此而已。虽先师所言，亦不强求于生而知之，在下尽心治学，若能知圣人之意，便也无憾了。”

        孔庆镕道：“阮伯伯无需自谦，聪明才智之人，我也曾见过的，但到了伯伯这班年纪，可没有人做到学政这般地位，想来伯伯是天赋过人了。正好，这里有一块新近出土的石碑残片，爹爹看着残片，已苦思了多日，一直不知其出处。阮伯伯既然好学，说不定会看出这残片来由呢。”

        阮元也只好回道：“回嗣公，这石碑残片，往往已遭灭裂，所遗文字，未必便能深究其本末，其实孔先生也无需为此烦恼。不过既然嗣公和孔先生都想着在下一解此残片因由，那在下也就勉为其难，过去看看吧。”

        一行人进了厅中，只见桌上放着一片石碑碎片，上面有数行字迹，应是汉隶，阮元对书法亦曾精研，故而上前一看行笔之势，便知是真迹无疑。只是其间每一行字，都所剩不多，眼看其中有两个字，应是“廿七”，还有一行字，写的是“熹平二年”，除此之外，其他几行字各自说的都是称颂之词。想来这是一方东汉年间的墓志铭，墓主卒于熹平二年，年二十七岁，距离阮元这个时候，已经一千六百二十年了。

        孔宪增看阮元观摩已毕，便道：“其实在下也想知道，这段残片，究竟是何人墓志。或许便是我孔家先人，也未可知。只是这残片之上，似无半点言语，涉及墓主姓名，故而还想请阮学使赐教。”

        阮元眼看这几行残句，自也不能立即便知此为何人，只好凭着自己史学功底，尝试着推演一番，道：“熹平二年，距今一千六百二十年，此墓主彼时年二十七，便英年早逝，实在可惜。但如果由此反推墓主生年，则应是后汉孝桓皇帝建和元年。生于桓灵之世，想独善其身，自也不易。至于身份，碑中有‘使君君国济民’一句，按后汉之时，此地有鲁国，那此人多半便是鲁相了。建宁二年，鲁相史晨曾留碑于孔府，距此时四年，此人应是史晨之后的鲁相，若如此说来，多半并非圣裔了。”

        孔宪增叹道：“想来彼时先人，也不会在本地为相的。能仅凭这若干字句，便联想至此，非学识渊博者，不能为之。皇上点阮学使做山东学政，当是慧眼识人了。只是在下还想知道，这时我孔府又是哪一代子孙，其间有何事迹，还望阮学使赐教。”

        阮元想想，道：“熹平二年，原无大事，彼时圣裔闻名之人，当数先师十九世孙孔季将公，二十世孙文礼公和文举公。此碑之前四年，正值第二次党锢之祸，名士张俭避难于圣人之家，文礼公和文举公倾力护之，是故张俭得以保全。后来事泄，牵连圣裔，文举公年仅十余，却慷慨赴难，乞愿代兄受死，兄弟二人为护名士，而争相请命，天下闻之而感动。朝廷中人，虽多有不愿，然宦竖百般刁难，最终无奈，仍处决了文礼公。此后三十五年，文举公亦因得罪曹操，阖门受难。乱世之下，其人可悯。”

        阮元所谓孔季将，是孔子十九世孙孔宙，文礼和文举即是孔褒与孔融。眼看阮元如数家珍，将东汉末年孔氏掌故，一一言明，孔宪增自然大喜，道：“不想阮学使乙部之才，一精至斯，反是我孔氏子孙，对先人之事有所生疏了。阮学使，在下尚有一不情之请，望阮学使允准。七日之后，便是今冬的上丁祭日，若阮学使不弃，此次上丁祭礼，在下希望阮学使前来主持。这祭礼一向若是有学政莅临，便当由学政主祭，衍圣公助祭的，还望阮学使此番不要见怪。”

        所谓上丁祭礼，指的是每年仲冬上旬丁日，皆要祭拜孔子之礼。孔宪增向阮元求祭，确是诚心，但其中心思，他并未告知阮元，彼时距离上丁祭日还有七日，阮元主试曲阜，一二日便可主持完毕，若是阮元主试之后，径自离去，就不属于“学政莅临”。但孔宪增看着阮元毕竟年少，也想试他一试，便以石碑之事相询，想着若是阮元能解此碑，或是言语中意，便将主祭之事相交于他，若阮元答不出，就送他离去，不再相扰。不料阮元学识如此精博，又兼礼数备至，他自然满意，便想着与阮元结交为友，顺便也将主祭之事交给他来做。

        阮元听了，自然同意，道：“既然孔先生盛情如此，又兼旧例所在，在下自难相辞。只是在下也有一心愿，在下与恩师一向仰慕先师风采，故而想着到这衍圣公府观瞻一番，若是得见府中金石礼器，自当不胜感激。在下归馆，自当亲撰祭文，以至诚之心，相见于先师坐下。”

        孔宪增点点头，道：“其实府中与朝中清要，历来相交甚多，阮学使既然到了府里，带学使前往观瞻一番，也是我家应尽之仪。至于家中金石礼器，若阮学使有相询之处，我也自当如实相告。”说罢，便带着阮元和乔书酉，前往金石陈列之处观赏去了。

        孔府旧藏金石，便即丰富，又兼此时得蒙乾隆亲授十件内府周范铜器，眼看钟鸣鼎食之状，阮元和乔书酉也自然不住赞叹。孔宪增又提议，孔府后宅园林，亦是曲阜上佳之景，不如也去一道观看。阮元想想，此举并无不便，也自应了，留下乔书酉和几个家丁一起，在孔府积古斋记录礼器文字。

        入得孔府后园，只觉花丛佳木，错落有致，此时已是仲冬，并无花朵绽放，树上也只剩少许枯叶，可花木石径之间，却自是一番精致气象，花木不因石径而凌乱无序，石径之间，亦自有规矩。阮元看了，不禁暗自赞叹孔府世家气度，果然与众不同。孔宪增父子却似乎已经习惯，并未在意，眼看阮元走了半日，已有些疲乏，便带着阮元来到一条石径尽头，眼看这里是个不大的偏厅，当是书房之属。孔宪增劝阮元暂且在此休息一番，阮元自也应了。

        入得偏厅，只见厅西摆着数排书架，上面放满了书籍卷轴。东边角落之间，放着几幅画作。阮元在京中亦曾与翰林中善绘之人交往，对画作略知一二，眼看画上线条，甚是优美，只转合之处，不免纤弱了些，想来作画之人或是初习绘事，或是年岁尚轻，若这些画作是孔庆镕所作，那他已是丹青之中少见的少年奇才了。

        画作之外，东南墙上还悬挂着几幅墨迹，字迹与画作倒是颇为相似，笔势开阔，绝无拘泥之色，只是柔美之象，观之立现，远比寻常书法明显。即便是孔庆镕所作，念及他年幼笔力不足，似也不致如此。只是阮元转念想想，孔庆镕身材原本偏瘦，可能指力腕力均不及其他孩童，也是常事。

        细看这些墨迹，似乎均是唐诗，一首是白居易《长恨歌》，一首是元稹《连昌宫词》，这两首诗内容甚长，故而虽分了数轴，却仍未全录。那首《连昌宫词》更是到了“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便戛然而止，全不顾那一轴上尚有一半空白。

        而这一轴之侧，却另有一小轴，上面有数行字迹，便如清泉一般涓涓而下，细看时似是首七言绝句，写的是：

        尽可宫中宠太真，但需将相用贤臣。

        君王误在渔阳事，空把倾城咎妇人。

        这首诗阮元倒是未识，又看小轴之侧，还挂着一幅横轴，上面是一首七言律诗，写的乃是：

        箫韶风暖净尘沙，缥缈炉烟吐绛霞。

        凤辇曾停携半袖，玉音重问赐名花。

        千章宝炬春光晓，十里旌旗泗水斜。

        何幸随亲同被泽，皇恩优待圣人家。

        墙上各轴，便只有这两首是阮元未见得的，眼看第二首诗中，有“赐花”之句，似乎不是孔宪增所写，那定是孔庆镕所书了。想到这里，阮元便向孔氏父子作揖道：“是在下才疏学浅，不知孔先生精通诗教，亦不知嗣公年纪虽小，作诗天赋，冠绝常人，实在是在下失敬。”

        没想到他这样一说，孔家父子也都暗自诧异，孔庆镕虽着素服，却也不由得想笑出来，道：“阮伯伯，这两首诗不是我写的。”话刚出口，顿觉此番言语，已失了持服之态，连忙以手遮口，低下头去。

        孔宪增看儿子这番样貌，却也不责怪，道：“阮学使，这作诗之人，确是在下所教，可在下天赋平平，若只靠在下相教，这番词句却是作不出的。至于阮学使后半句话，却正是说错了人，也难怪我这孩子，方才略有失礼之态了。”

        阮元不禁有些诧异，难道除孔庆镕之外，孔府还另有子嗣？眼看着孔庆镕不过七岁，若是孔府另有其他人，只会比孔庆镕更小，否则承继大宗的，当是另一人而非孔庆镕了。可若是只有五六岁年纪，却怎得做出如此成熟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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