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的方式
早晨
感觉早晨像个物体，是因为一个傈僳族老人。他坐在怒江边，安静、悠然，像北方男人坐在自己的炕头上。他坐在早晨，早晨不再是一个时间，早晨是个物体，他坐在上面，早晨就属于他了，一块苞谷地一样属于他了。从他身上感觉出的早晨，那么宁静，是一个只属于他个人的时光。怒江刚才还那么野性，老人出现了，它就成了一匹匹驯化的野马群，没有了荒滩野地的暴戾。
老人身边，一来一往两条溜索，如长蛇爬上一处有七级台阶的岩石，然后箭一样射向了对岸。不到江心它就消失了——因为江面太宽，人的视力不济。
怒江很低，山坡公路下，像一条被困的巨龙。老人并不在意它，尽管江水怒吼。
我的突然到来，老人给了一个回头。一双深邃苍劲的眼睛露出锐利的光，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迷茫。他是一只老了的苍鹰，懒懒地收敛了自己的翅膀。转回头去，他就忽略了我的存在。他身体的各个部位甚至动都没有动。
傈僳人不会走到岸边来看怒江。他们彼此靠近，只有轻缓又悠闲的脚步。彼此能从脚步声感觉到各自的心事、性情。从小车里出来，然后站在江边望一望，这是外来者才有的方式。
我觉得这一瞬间看见了老人的一生——他在怒江边生活，如同一棵漆树，从出生到衰老，一生被他过得那么漫长，怒江已等同于整个世界了。梵高当年画《吃土豆的人》、罗中立画《父亲》也一定是这个感觉——那一瞥有人一生的命运。
对岸一个人影向我飞了过来。那铁制的滑轮在钢缆上“吱——吱——”直响。整个世界都随着他在飞。我和岸上的石头、树木向他扑来。眨眼间他由一个黑色的人影变成了一个穿着红色运动衫上衣、米色裤子的中年男人。快到岸时他的速度慢了下来，甚至停下来了，我们彼此都确定了一个位置。尽管我没有动，因为有人动了，世界都在动荡中。他右手扶住滑轮，左手攀着钢缆，一节一节把自己拉到了岸上。这是钢缆下坠造成的。
中年男子不慌不忙一边从钢缆上取下自己带着的滑轮和吊绳，一边笑着问我要不要试一试。这是一种以死亡作背景的游戏，落入江水里人是很难生还的。像人向死而生一样，长期的熟视无睹，死亡的威胁就成了日常生活的部分。我在考虑他这个早晨的举动有什么含义——从一个功利主义社会引申出来的含义。他一个人两手空空，裤脚挽得高高，趿着一双泡沫塑料拖鞋，笑容里露出一副洁白的牙齿，从从容容，像在玩溜索。我不相信他只是好玩才过江的，我想他过江来要么做买卖，办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么至少也是来吃个早餐、走个亲戚。他说是看朋友。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正经事情。一大早就想不出有什么事情可做，生命只是用来享受时间的，还有时间中萌生的情谊。
在湍急的流水上，人的生活从容淡定地展开。流水并不能暗示什么。
面对怒江，面对怒江上的老人和中年男子，我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车时，身体仿佛获得了解放，肢体放松了，坐姿改变了。一株温室里的植物，回到了广袤的田野。
回车的路上，一个傈僳少女正在上厕所。她上的厕所就在大路边，对着公路的一面没有任何遮挡。她在我经过的这段时间里拉完尿，站起身来，系好裤子，视我如无物。她同样很平静，在江水喧腾的背景下，甚至只有我感到了害羞。而随后我对着穿民族服装的傈僳人拍照时，他们无一例外全都躲避着镜头，是一种害怕还是一种害羞、一种禁忌？像传言说的害怕灵魂被摄走？厕所是属于城市的（对于贫困的怒江，照相机也是属于城市的），生活在怒江大峡谷里的人，哪里蹲下哪里就是厕所。这种身体的开放，是与自然谐和的。身体的开放对应于对身体的态度与禁忌。怒江人对身体的态度与禁忌质朴、自然、开放，性以及伦理观念都出自人的本性。
早晨的阳光在陡峭的山坡如退潮的洪水，层层进入谷底。飞石滚过公路提示着无限的偶然。生死也在偶然之中。两栋稻草房出现在一个平缓的坡地上，像心情一瞬间的悸动。
这时，一个人背着柴捆爬坡，那木柴捆是那样巨大，从人的臀部到肩部，再升到头顶，直爬到头顶上的天空。人显得那么的小。头顶上正是那两栋稻草房。这是一组非常原始的图景：那稻草房只有树枝支撑着，它被木桩架空在坡地之上；而大根的木条又压在人的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与工业化的现实世界相关联的，没有一样不直接来自于土地。我的兴奋会来自于这种原始吗？或者是因为我渴望见到这样原始的景象？这更应该是一种时间的呈现，古老的时空再现。在人类没有出现现代科技之前的那些原始的世纪，生活没有遭遇到物质的入侵与改造，人只得与自然相依为命，只得对大自然顶礼膜拜。那个人站立喘息，大口呼吸的仍然是植物散发出来的浓烈的芳香、土地在阳光下吐故纳新的地气。我似乎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空。
爬上山坡，走近茅草房，那个背柴的人也在我站在地坪时从另一个方向进入地坪。我这才发现她是位少女，白晰的皮肤，文静的性情。她的目光善良、明澈而含蓄。她的黑色衣服是一套运动衫，这是现代工业制成品。稻草房里显然是她的父亲母亲，她父亲戴着一副老花眼镜。这也是现代文明的产物。那张黧黑的脸充满了慈祥，他也是那样平静地看着我，没有一句话，表情亲切却没有笑容。他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正在搓着一根草绳，手里的活儿只是稍稍停顿了一下，又继续干起来了。
对这一家人，有什么东西会突然出现又迅即消失呢，是天空中的云朵和站立的我。
他们贫匮得难以想象，但每个人的面部表情却一派安详、宁静。在他们面前，我感觉到自己病态的猎奇，我并没有现代人的优越感。他们的生活有一种我所见不到的阳光。他们有最自然的不被扭曲不被伤害的感情，他们依人的本能与本性生活，不依赖于理智，一切都在直觉的范围内行动，这样的生存至少在精神上是接近幸福真义的。柏格森说理智是人类的一大不幸。都市人的压抑、迷惘，是不是与他们活得太理智有关呢？工于心计与坦荡自然，真正快乐的永远是后者。怒江人的生活似乎从另一面证明着柏格森这一理论的深义。
神灵
听人说“尼”这个词时，我正在腊竹底村阿娜家。我坐在一个灶房里，房里有泥石砌的灶和地上的火塘，吃饭的地方就挨着火塘，一根铁杆从房顶吊下来，勾着一口铁锅，下面有一个铁的大三脚架，三脚架下是噼叭烧着的树枝和炭。铁锅里的肉香飘满了大灶房。
很多人家没有泥石砌的灶，阿娜家是村里殷实的人家。她家砌了泥石灶仍然还留着火塘，因为火塘里面居住着达卓庞，它是家里的保护神。火塘里的火是长年不熄的，火塘不能丢进污秽的东西。
下午跟阿娜一起做完礼拜，又去村里看了百岁老人阿雅，然后我们一起回到阿娜家里吃晚饭。地坪里，阿娜的弟弟跟他的朋友打了一天的牌。喝空的啤酒瓶堆了一地。一家人忙着给他们弄吃的，一道道菜上到牌桌旁。他们真诚、快乐、幸福，像亲兄弟。每个礼拜天大家轮流做东，从县城上帕拿回的工资差不多就花在吃喝上了，他们很享受自己劳动的收获。
她的父母用傈僳话交谈着，他们为我杀了一只鸡，用漆树籽榨成的漆油炖了。又从一个大的瓷盆里给我倒上了大碗的杵酒。这种酒是由玉米糁、小米做的甜白酒。酒糟与酒混在一起，酒要用瓢滤出来。阿娜的母亲对着外面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念到了“尼”，因为她杀了一只鸡，她要为这只鸡的灵魂“尼”说些抚慰的话。傈僳语称神灵为“尼”。
黄昏迷蒙的空气里，似乎有无数的“尼”在飘浮着。这是人眼无法看见的东西。只有村里的尼扒（巫师）尼玛（巫婆）才看得见，他们让人把双手合拢在纸上，念过咒语，对着手和纸喷一口酒，“尼”：在纸上可以显出行迹。
傈僳人敬畏和崇拜的“尼”有三十多种。人和动物、植物都有自己的“尼”，所有生命都是同根生的兄弟，在轮回的时光里，你今生是人，来世也许是蜂是花是树。生命可以死，但灵魂不死，它在不同生命之间轮回转换。因此，傈僳人对自然界所有的生命都充满着敬畏。死对于傈僳人不是十分悲伤的事。有的人称自己是虎的后代，有的称自己是蜜蜂的后代，也有称自己是荞的后代、竹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既有动物也有植物。
阿娜的父亲到屋外取水。水是从碧罗雪山流下来的，从一根竹管流到了家门口。他用碗盛了少量杵酒，泼向那股汩汩流淌的山泉，口里念着祭水神的话，我听到了他口里说着的“尼”，说到这个词他充满了神秘和畏惧的感情。他在感谢水神赐给他水。桶里的水接满了，他的祷词也念完了。水从哗哗的响声又恢复到了它永远汩汩的流淌声。这流淌声在暮色里似乎变得喑哑隐秘了。
这个漫长的下午，我在喃喃的对神的吟诵中度过。我与阿娜去了娃底村扒吉古教堂。二千多年前在耶路撒冷出现的一幕，在福贡县上帕镇娃底村扒吉古教堂重现。傈僳人聚集在一起吟咏《圣经》。一部《圣经》，与希腊、罗马，与二千多年前的公元纪年，一起抵达了这个被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深锁的峡谷。
在道教、儒教也没能越过的重重山岭，天主教、基督教却通过神父的双脚，在一百年前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了怒江两岸。在这之前，只有藏传佛教在西藏喇嘛们摇动的转经筒下沿着峡谷的茶马古道，传到了这一地区。
二千年来，西方追寻着世界的起源，东方寻求着对于世界的解释。西方有了关于世界本性的理论，东方探索出关于最佳生活方式的伦理学说和政治学说。一神论统一了西方世界。而东方之神却像花草一样繁杂。而今，天主教、基督教抵达了东方，进入了最隐秘的大峡谷。
扒吉古教堂就在怒江岸边的一块平缓的山坡地上。这天下午，看不到太阳，却有稀薄的阳光。三四点钟的光景，太阳就走到了高黎贡山的另一面去了。那边是缅甸。高黎贡山在一片蓝色中变得幽深。而在这并不宽阔的江滩上，田埂上出现了穿着鲜艳服装的人，人数最多的是妇女，也有男人、小孩。他们走在种着水稻、草莓、青菜的土地上，田埂让他们自然地排成了一队，他们放开膀子走着，走得急急忙忙，像赴一个重要的约会。这是每周都要上演的一幕。傈僳人丢开农活和家务，穿上干净的民族服装，打理好一种心情，就走出家门，去与虚空里的神灵对话。
我跟着他们走在田埂上，土地高低错落。踩着繁盛娇嫩的青草，春天的风充盈着水汽，植物的气味在一股股风里清新而厚实。
一栋大坡屋顶的房子出现在田地里，山墙屋脊上立着一个红色的十字架。大门还紧闭着，男男女女在地坪上坐了一片。他们有的在交谈，更多人在默默等待。
我爬上山坡，俯瞰着正在他们背后奔腾的怒江，那些从怒江上诞生的神灵还会让他们感到敬畏吗？
教堂前只有一张台，圆弧形的桌面。一个年轻的牧师上去先念了一段《圣经》，解释完大意后，他带着下面的教徒一起念。他念一句，大家跟一句。除了诵经声，教堂里没有一丝杂音。每个人全神投入，心无异念。
接着唱圣诗。还是那个年轻牧师起了个音，大家随着他手中的节拍唱了起来。男女自然分成左右两边，男人们很多最后才赶到。傈僳语的和声，浑厚、温暖，像阳光穿透了教堂空间。
一个穿灰色碎花上衣的年轻妇女，她背上红色布袋里背着一个小男孩，她歌唱的时候，那张疲乏的脸庞立即焕发出一种神采，她背上的小孩也不动弹了，睁着的大眼睛像在沉思。最后上台领诵的是个老人，他当过福贡县县长。在漫长的诵经声中，我体验了在西方教堂同样的肃穆与神圣。
在上帝来到怒江之前，傈僳人的上帝是天神“加尼”，“加尼”是万物的总主，是它创造了世界；山神“米斯尼”仅次于天神，是天神的使者，主宰着自然万物之神灵，可比天主教的天神“加弥尔”。与西方创世记相比，傈僳人的天神创造世界用了九十九个昼夜，也同样有一次淹没世界的大洪水，最后只有兄妹俩人幸存……
一神论的天主教、基督教是否让大峡谷里树叶一样多的“尼”开始变得面容模糊了呢？天主教、基督教人才具有灵魂，动物只有生魂。
一个泛神论的世界每一棵树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充满灵性的生命如果不能再赋予树木花草，怒江还会神秘吗？
阿娜幽幽地跟我说，信教的人不准年轻人按傈僳人的习俗办婚礼，她很久也听不到动情的对歌、赛歌，很久也难尽情地跳一回锅庄。青年要进教堂举行西式婚礼。按自己民族的婚俗办喜事，会受到教堂的歧视，再也不准进教堂。在阿娜的叹息声里，大峡谷的寂寞似乎更深了。
围绕阿娜家的是一个小菜园，园子一扇小柴扉连着一条窄窄的石板路，一路台阶走下去，就是黄色的怒江。阿娜家是砖石砌的房屋，村里人住的都是千脚落地房，干栏式竹木结构，由木条搭起房架，木板和篾笆铺成楼面，四周围以篾笆。屋顶用的是油毛毡。去年的一场大雪，许多房子被积雪压垮了，政府救灾时每户发了油毛毡。原来盖的茅草就不用了。我穿过一栋栋沿坡地而建的竹木屋，想在天黑前，亲近一下怒江。
在一块大石头上站稳脚跟，我弯下腰伸出右臂，手指终于摸到了怒江的水。水温不算太冷。江中融化的雪水不多了，江水大都是沿途峡谷里奔涌汇合的雨水。五月的大峡谷，到处是飞瀑。江面被视线压得低了，浪的起伏从水中消失，只有扑面的水汽，似乎闻得到西藏的味道。那是我七年前走过的地方，在上游八宿、左贡，怒江像条浑浊的不透明的玉色飘带，颤栗不宁；四面狰狞高山不见一棵绿树。
身后的阿娜换上了艳丽夺目的傈僳族服装，红色欧勒帽，珊瑚珠像一串串雨滴随长发滚落，斜挎在左肩上的拉本，成串的玛瑙、贝壳料珠和银币横过胸前，像一道彩虹直落腰下。红色无袖右衽短衫，是野地上的一团火苗，跳跃、燃烧。多褶花麻布裙，晚风中摇曳边地风情。她有一张罗伯茨的大嘴，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天空的蓝光正在那里闪耀。
阿娜身后，腊竹底村上空，雪山顶闪现着一团橙色、温暖的光泽。黑暗已经模糊了山下的一切。只有怒江泛着白光，像是一个天地间醒着的神灵。
美女
问同行的多多，我们可以走到西藏的边界吗？公路在贡山的丙中洛就没有了，到察瓦洛的路正在修，察瓦洛是西藏察隅县的一个镇，察隅相邻的墨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我曾从那条峡谷走过。从丙中洛重丁村下到峡谷，走过秋那桶，再往雪山深处走，察瓦洛藏在重重雪山后，一两天是走不到的。那么丙中洛呢？三天后，我们的车可以开到。那里有个坎桶村，多多去年到过。它是一个麻风村。位置正在怒江第一湾上，当地人叫火夹。站在丹拉大山公路上俯瞰，怒江冲到山脚下，一个180度的大弯，又朝着它来的方向走了。那个转弯处，像神的一只脚从山脉中伸了出来，脚趾上的指甲就是麦田，田间零星的几栋木屋，就是坎桶，一个怒族人的小村庄。
坎桶，意为长竹子的地方。那里有个十八岁的美女，叫小才，傈僳族人，是去年从达拉村嫁过来的。多多说，我们就去坎桶看美女吧。没有目标总是难以酝酿激情的。已经错过了马吉乡的美女村（那里的美女都离开了村子，到外面世界闯荡去了）。她估计小才会待在坎桶的，那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
去年多多到坎桶，遇见了小才，被她的美丽震惊。这是一种被深深掩藏起来的美丽，清纯无邪，灵鹿一般善良、动感。她给小才拍照，也许这是她第一次站到照相机前。这次多多把放大的照片带来了，还为小才买了一件T恤和许多漂亮的首饰。大峡谷，冷岩峻岭间蕴出的美女，想一想，就觉得这是天地造化的奇迹。
怒江峡谷，大地的一道裂缝，由南向北一路撕裂而去，像是我的目光在不断地撕开它。我的目光随着海拔上升，像一支箭射向天空——天空早已被一群蜂拥而至的山峰挤满了，只呈出一线天。这山峰组成的两列纵队——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是一支庞大而芜杂的山的部落。巨人一样伫立于横断山脉滇西北偏西的僻静边地，顶着终年积雪，只受雷雨暴雪的光顾，大片大片的云朵像受到惊吓的羊群，滚落山坡，落到河谷。
而低低陷入大山深谷的河床，一群白狼狂奔乱突，一个个涛头纵起，争先恐后，相互挤压，稍稍平静的江段也使足了暗劲，流得呜呜作响。巨浪在同样巨大的岩石前，显得如同小河淌水。而愤怒的暴啸声漫向天空，遮天蔽日，数千米的落差里，全是怒江的呜咽。六库的那个晚上，我被它天地横流的苍茫气派震慑，心生极大的惧意。高原月轮孤悬，怒江涛声像月光空蒙，两岸山峰隐藏在黑暗中失去了生动的细节，只有一道剪影贴在幽蓝的天空。峡谷原来空间那么巨大，山中的灯光显得与天上的星光一样渺远。我在如水的月华下从公路下到江滩的一处温泉。我看到了江水如漫地月光一样狂乱倾泻，成了天地间光的河流。小路在抵近江水时消失，一道悬崖藏着一片黑暗，横在脚下。我感到晕眩、惊骇。流动的江水海潮一样在脚下岩石上起起落落。
猎豹一样的江边，寻找温柔动人的美女，五月高原月夜里寻找江滩上的温泉——傈僳人节日举行隆重澡塘会的地方，那感觉就像是从狼眼里面寻觅温情，格外令人着迷。美女与高山，月光与大江，阴柔与刚烈对比如此强大，就像文明人被突然抛到了遥遥荒野之上。
这全是受到了多多的引导。我们不能不设定一个目标。在无际的荒漠之上，也许你想寻找的只是一朵细小的花，这朵花也许是你生活的城市极常见的一种。看美女，在这苍茫大山里暗示着一种什么样的玄机？在大都市里这只是一个回眸动作就能完成的事情，而在这大山谷里，要驾车跑上三天。
我想，若是哪一天，小才从坎桶村出来，到大都市里去打工，她马上就成了非常普通的一个人了。再想象一下，若是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被现代琳琅满目的物质诱惑，感觉到守渡口十分清贫，继而感受到一份寂寞，于是也出来打工，她还会是令人浮想的纯真而动人的姑娘吗？从湘西出来的姑娘如此之多，湘西的文人说翠翠都出去打工了。在一个资本充斥的社会里，人都变成了符号——打工的廉价劳力。谁也不会到劳动密集型工厂的流水线上去寻找翠翠或者小才。
路，峡谷中逆流而上。这条从前的茶马古道，过去的岁月，一队队骡马驮着云南的茶叶，在丁当的铃铛声中进入藏区，有的渡过怒江，翻过高黎贡山，再渡恩梅开江，到达缅甸。公路的长龙吞没了古道，一会在怒江东面的碧罗雪山脚下穿岩过坡，一会又到了怒江西面高黎贡山的石上林中，残存的古道挂在山腰，仍在昭示着一种存在。我向往的莽阔雄奇的自然景观，在整日的奔驰里开始变得单调、沉闷，以至我相信傈僳人行路时只有扭头前后看的习惯，他们的眼睛不会像峡谷外的人那么需要眼球快速转动，甚至眼里整日看着一条狭长的山谷，思维也变成直线型的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也没能走出大峡谷！
黄昏
小才与这个黄昏联系在一起是偶然的，与怒江大峡谷联系在一起却是必然。但是怒江，真的与她有什么关联吗？她的外表形体，与这片山岭和江水有着神秘的联系？我在走过漫长的坡地，于一片松树林里迷失方向，最终在一栋非常简陋的木楼前见到她的时候，我觉得她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总在看她白晰脸庞的时候，看到她身后的怒江，它在她的脸后面发出幽微的暗玉之光。而小才迎向我的面庞，宽大、扁平，像一轮满月放出了纯净的光芒。那陷落夜色里的怒江是一条隐约的银河。人在河谷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像星星在茫茫银河系中找到自己的发光点。
在怒江第一湾我看到了山下江对岸的坎桶村。那房子小得像搭的积木。突然而起的音乐声满溢了大峡谷，从热得穿衬衫的低谷到冷得穿羊皮袄的冰雪峰巅，都是同一首歌在回旋。这是山鸣谷应的效果，峡谷是个天然的扩音机。初以为是欢乐节日的气氛，在随后向着坎桶村漫长的独行中，才知道这是个怎样寂寞的地方，那喇叭所制造的气氛那么虚幻，像一片云雾飘过了荒凉的坡地。
从丙中洛到坎桶村，怒江转了三道湾，只有丙中洛有一座铁索吊桥横过怒江。我明白那是怎样漫长的一段路程。但我却不知道，从公路下到怒江，这面看起来不长的山坡，竟会是一个村子连着一个村子，一片田地挨着一片田地，那么多的房屋和人隐蔽在坡地上。大地的尺度开始失去了标准和规范。看着怒江上的铁桥，永远在江面上横卧着，平坦的地方它就与怒江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陡的地方，它又与怒江一起出现在脚下，近得马上就可踩上似的，但山坡之下的山坡，魔术一样呈现着。回首，身后的房屋与坡地全都消失了，只有西天的高黎贡山，那高入天穹的主峰嘎瓦嘎普雪山静静地凝视着峡谷里的一切。丙中洛，即是雪山环绕的美丽村庄的意思。这里才是传说中真正的香格里拉。
风在峡谷里陡然刚烈，如同猛兽。几星雨滴落下来，冰雹一样砸痛肌肤。阳光早早从峡谷消失了，光，空气一样变得稀薄。我们要在这越来越稀薄的光里赶到坎桶村，再原路赶回。
这条沿着怒江陡峭岸岩踩出的羊肠小道，穿过了两个村庄，那树木搭建的简陋村寨全在山坡地里朝向怒江，成一种眺望的姿态。木屋永远也望不到外面的世界，天空只有一线，由两道山脉切出。江面上，上翻的水流涌起，如沸水翻腾，风帆鼓涨；岸上，山坡沉寂，千年不易。当太阳西沉，蓝色山坡陷入一片幽暗，一个模糊不定的世界随着黑暗降临。
塌方出现了。
客观世界退场，一个主观的世界出现。岑静的天幕下，一座土堆隆起，白色的布条在黄昏变成黑色，飘在光秃的竹枝上，下面有马尾松枝、空空的陶罐，陶罐上冷光如蚁。大峡谷的玛尼堆，喇嘛教的经幡上写满了神灵的祝语。我看到黑暗里的“尼”，众多神灵山林间跃动，想象中的身影更加阴暗。灵性的世界在这苍茫的峡谷风一样飘忽……
挨近坎桶村，一片小松树林让人迷失了方向。林子里出现一栋木楼。推开门，只有一个怒族少女在铁锅里煎一张又大又厚的麦饼。问她话，她只会摇头。她听不懂我们的话。显然这里不是坎桶。
我开始动摇了。怒江两岸，像坎桶这样的村庄很多很多。到坎桶的理由其实经不起推敲。若是做善事，用不着跑这么远，在我生活的城市，有多少人陷入了困境。那么，只有为小才做的一切不可半途而废是能够成立的。小才这个时候显示出了她的重要性。这重要不再是她的美丽。
没想到多多还带了一件任务，她为坎桶村找了一笔钱，想给村里人买台小货车到丙中洛跑运输。坎桶实在太穷，荒坡地，庄稼也长不旺，村里人大半年里挨在家里饿肚子。在多多眼里，这是片荒山野岭，她看到的首先是贫困。
山坡下出现一栋小木屋，木屋里飘出一股炊烟。黄昏的幽暗笼罩在这个被怒江围绕的山坡地。两个中年***在黄色砂土的地坪上，呆呆地看着我们走近，脸上是麻木的表情。我们走近了向他们打着招呼，麻木的表情仍然顽强地刻在脸上。这让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奇怪，感觉到事情的荒唐。他们就是我们的目的？他们为什么要成为目的？我把这种迷惑的目光投向了跟在身后的多多，希望她的兴奋在这一瞬间呈现出某种戏剧性的效果来。
多多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她冲口而出的话，已非平常的腔调。她拿出自己带着的东西，叫着小才的名字，想唤起他们的记忆。
这本照片唤醒了半年前的一次记忆，也唤醒了这两个男人的热情，还有从木屋走出来的一男一女，他们都从相薄上找到了自己的相片。终于有人去找小才了。她住在坡下更远的地方。
坎桶村有七户人家，一个五保户，共计28人，却由四个民族组成，分别为怒族、藏族、独龙族和傈僳族。他们有的是麻风病人的后代，有的因为某种不能言说的原因，无可奈何搬迁进来，全村人都信奉基督教。去年底，多多和她的先生来到坎桶时，村里人正在小屋子里做礼拜。他们找不到一个人，到了小教堂前，只听到里面一片嗡嗡声，原来全村人都在这里翻动毛糙的经书，在幽暗的光线里念诵着经文。
看到这栋小木屋，我想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小最简陋的教堂了。这样偏僻的乡村，不可思议的基督教徒，在这样狭窄又阴暗的空间里冥想着上帝，而自然之神就在四周包围，森林的絮语在启示着东方“尼”的泛神论的世界。
重丁村刚翻新过一个神父的墓碑，上面用毛笔歪歪扭扭却是非常认真地写着几行汉字：任安守神父（Annet Genestier）（1856—1937），法国多姆山省（Puy-de-Dome）克莱蒙市（Clermant），1886年来华，西藏教区传教，1888年到丙中洛建堂传教，1937年因病在贡山重丁教堂去世，终年81岁。重丁村离坎桶很近。这个小教堂与墓里安葬的任安守有什么关系吗？他当年曾把上帝的福音带到了这个角落？
一条穿越碧罗雪山的传教士之路，从这里通向了东面的雪峰。当年这位神父和他的同伴，沿着怒江、澜沧江一路而上，直到滇藏边界。他们在这里学习最小范围内流传的方言，为他们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就地取材建造教堂，甚至为傈僳人创制文字——一套以拉丁字母倒置横装的拼音文字。
隔开澜沧江、怒江两条大江的碧罗雪山，迪庆维西茨中教堂在山的东面，怒江的白汉洛、丙中洛在山的西面，为了互通情况，传教士常常要翻越碧罗雪山，其间原始森林、雪地、高原湖泊，要走数天，需要在森林中露宿。这条小道被当地人称作传教士之路。就是今天，翻越冰天雪地的碧罗雪山仍然被人们视为一种壮举。在不长的时间里，传教士在怒江的峡谷里建起了二百多座教堂。
坎桶村人走出小木屋，突然看到两个陌生人，全都不知所措。这个村几乎被外人遗忘了，就是丙中洛乡政府也几年没有人下来了。他们不知道如何对待外人。甚至他们把自己与整个世界分割开来了——那些人与自己无关。他们不是麻风病人，那已经是上辈人的事了。他们个个衣着干净，眉清目秀。可是外面仍然有人把他们看作上辈人。
他们高兴地翻看着相簿，见到相片中的自己兴奋得叫起来。我等待着他们叫我入座，但他们遗忘了还有两个人正站在他们面前。我站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觉悟到这里是用不着讲客套的。我找了一条木凳坐下来，走得实在太累了，口也渴得厉害，我向他们说，我要喝水。等到天黑人要走了，才有人记起留我们吃饭、住宿。见执意要走，有人提议坐独木舟过江。可是坎桶已有几个人坐独木舟过江时被淹死了。我要小才的丈夫彭志光打火把送我们。
彭志光还是一个孩子。他比小才大一岁。前年的阔时节，他们对歌、跳舞，疯玩到天黑，彭志光对着十六岁的小才说，我喜欢你。那个月夜他们在野地里拥抱、接吻，彼此看到了竹笋一样白嫩的身体，看到了青春的绽放，一轮弯月在树林间生出了云一样的银晖。狂乱的心跳，猝不及防的抚摸，不熟练的情话，晕眩的雪山……三天后他们定亲了。他们的洞房是座木楞房，墙壁由粗犷的原木围拢，屋顶盖的是石片，屋檐长长伸出来搭成一条走廊。窗户小得只有巴掌大，为了挡住怒江上暴烈的风，窗户常常被关着，火塘的烟火把房子熏得十分昏暗。一年过去了，小才在门上贴的周杰伦的画像也熏黑了。
我问小才为什么嫁给他，她轻轻说：“喜欢他”。“有没想过他家里困难？”我边给她照相边问。她只是笑，羞涩地笑，浓眉大眼间都溢着笑意。她的笑容没有阴影。每一张不同背景的照片上，都是她阳光一样的笑脸，幸福、纯净。她的眼睛黑得发亮，聪慧之光迸闪。大眼睛里全是对人的信任、亲近和喜爱。她的心是敞开的。身上的喜乐富有感染性。穿上多多送的T恤，她又回到了一个初中小姑娘的模样。
小才在坎桶养鸡、喂猪，还要祈祷。她的时间都用来扫地、拣野菜、烧茶、刮土豆、做饭，然后慢悠悠地说话，慢悠悠地吃饭。彭志光干活舍得出力气，他买不起牛，就把自己当成了牛。犁起地来，身子就像一张弓。空闲时，他们一起玩纸牌，小才输了，就在彭志光的脸上亲一口。小才对于未来的想法就是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孩子们长大了可以放牛、养猪、捡松茸，有可能的话，还去远处的村寨读书。
路上我对彭志光夸赞着小才，他只是咧开嘴呵呵笑。
再过铁索桥时，四周漆黑一团，桥面铁皮在我们的踩踏下发出了“嘭、嘭”巨响，好像整个黑夜都被它震动了。像一件衣服被刮跑，大风把声音刮向了高空。想起进入大峡谷的晚上，小车从大理开到重重叠叠群山深处，黑暗中，又高又深的山影突然灯光闪亮，荒野中的六库像一个真实的梦境。而现在灯光在哪里呢？世界没有一丝光亮。群山在沉默中也不见踪影了。它会撞到我的鼻子吗？
阿娜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像深远的记忆——
猎人的牙齿缺了
是因为咬断过老虎的骨头
你的头发白了
是因为走遍了雪山峡谷
……
心中袭来一阵波涛，莫名的心绪奔涌，像模糊不清的面影。
抬头看到一团淡如荧石的光，是高原的云，还是山峰上的积雪呢？
第二天早晨，一幅大自然的奇景出现了：睡在山上的云一条条如玉带从四面山坡慢慢降落。丙中洛被白云围在中间，一片翠绿如雪莲的花蕊。
神父
想象这样的一个早晨，神父任安守就走在这朵雪莲的花蕊中，看着一条条哈达似的雪白云朵从山坡上下来，像一群群绵羊走到村口，走到地坪，走进每家木屋的窗口，最后大地上一片白茫茫。要等到东方的太阳爬过了碧罗雪山，丙中洛才会从云雾中浮出来，葱绿的大地像洗濯沐浴过了，亿万颗水珠在绿色的植被中闪烁光芒。白云又回到了山腰，这时是吃早餐的时分了，东方的云朵全都开始闪闪发亮，白炽光一样刺人眼睛，而碧罗雪山仍在幽暗中汪着一抹青蓝，如神的冥思。
一百年前，任安守就待在这样的早晨。那时，白云像这个早晨一样向他慢慢移来，像我站在马路上，差一点就会被它吞没了。他手里拿着译成傈僳文的《圣经》，口袋里装着教堂的钥匙，目光坚毅。我看不到他，历史在时间里发生又在时间中隐去。一条河流，我只能看见自己面对的河床。我也看不到神灵。神灵在空间却不被空间确证，它才成为神灵，不成为这个世间的又一存在物。历史也从空间消失，但历史抹不去时间的胎记，因此它不能成为超越时间的神灵。只有当时间久远得足够模糊了，历史才会上升为神话，遥远的祖先才可能成为神祇。
任安守望着碧罗雪山上空的天，他相信天堂之路就隐藏在这虚空之中。上帝的目光来自天空，时刻注视着他。是伟大的上帝创造了这个奇妙的世界。他无数次翻越碧罗雪山，只有神才能给予他力量。他要用自己的一生来传播上帝的福音，让峡谷里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藏族都信仰上帝。这是他的使命。为此，他九死一生，从无退缩。
昨晚下过一场春雨，去重丁村的路泥泞不堪。我们的小车走不了，停在丙中洛，租了一辆农夫车下去。
丙中洛往重丁村的路是朝下的。大地倾斜。奇怪的是，下到峡谷更深的重丁，高黎贡山反倒矮了，只有一座雪山孤峰兀立。碧罗雪山也成了一排低的屏风，背立东方，蓝得如同苗族人的扎染。怒江不见踪影，它的位置只有靠人想象了。地平线也在重丁村消失，让人想起詹姆斯•希尔顿写的《消失的地平线》。我没有看过，只是想象着书里写的人间天堂与这里的关系。他在我与任安守神父中间的时间来到丙中洛，那是二战时期，一条骆峰航线飞过高黎贡山，詹姆斯•希尔顿因飞机失事掉落群山。我身上带着一本书，却是一本《独龙族情歌》，是昨晚傈僳族诗人丰茂军送给我的。随手翻开，扫过一页，一首情歌吸引了我——
山岩上的苔痕，
是泉水流过的痕迹；
眼角上的皱纹，
是泪水流过的痕迹。
树叶上的伤疤，
是虫子啃咬的痕迹；
心坎上的伤痕，
是思念你时留下的痕迹。
美好的爱情，一直在峡谷发生。詹姆斯•希尔顿也发生了。这首情歌与一段深沉的爱连在一起。在清澈的独龙江边唱着这样的歌，该有多么忧伤，多么疼痛，又有多么幸福、感人。这条最清亮的江就在靠近丙中洛的地方。
车外是一片水田，正是春耕时节，几个赶牛耕地的人，田中如镜的水被他们搅得碎乱了。似乎有歌声传来，由于大地呈抛物线，歌声近而人影不见。
重丁村最醒目的建筑是新建的重丁教堂。教堂按原来的风格扩大了，门面样式像巴黎圣母院，左右两边建有两座四层楼高的钟楼，拱形门窗，方柱，门楣上壁画花草带有巴洛克风，天使像如同中西混血儿。任安守的坟墓就在这座教堂旁边。与教堂一样，他的墓也是白色的。教堂还在装修，三个男人在里面涂着颜料。西面一片刚翻耕过的黄泥地里，任安守的墓静静地待在泥地一角。墓碑由三块水泥碑组合而成，中间为半圆形拱门，比人高，上面有任安守头像的浮雕，下面写有“任安守神父之墓”，两边低矮的方形碑写着他的生平。墓碑也是水泥刚刚抹过的。
墓碑后面是春天的野草，野草后是暗红的围墙，围墙后就是那座雪山。雪山顶上一朵白云，积雪与白云之间有一缕缕纤细的云相牵，如蒸汽袅袅依依，白云像雪山升上去的，雪山也像白云降落下来的。
1888年，任安守第一次到丙中洛，他那时是康定教区的神父。还没有走到丙中洛就被藏族、怒族人拦住了。与他同行的另一位神父被毒箭射中，落入怒江。任安守万幸死里逃生，跑回去了。
几年后，他又萌生了到丙中洛传教的念头，这一次他悄悄翻过碧罗雪山，几天几夜走到了丙中洛的白汉洛。怒族、藏族人知道消息后，他们扛着猎枪、长矛、弩箭来找他。任安守吸取上一次的教训，他带人先设下了埋伏，一场苦战，打死了几个人，进攻被打退了。随后，清政府维西厅派了一哨清兵前来保护。
普化寺是丙中洛喇嘛教红教尼玛派的寺庙。1773年，喇嘛杜建功翻过碧罗雪山来丙中洛传教，修建了普化寺。传说，杜建功喇嘛当年也遭到怒族人的抵抗，怒族的巫师“纳姆萨”组织几十人的队伍要把他赶出去。喇嘛施展定身法术使前来围攻他的人动弹不得。不久，又有上百人拿着大刀、长矛、弩弓来驱逐他，杜喇嘛把堆在山上的芋头轻轻一吹，芋头砸向人群，砸伤了很多人。怒族人于是信服了。喇嘛教传进了贡山。
任安守来丙中洛传教，普化寺的喇嘛是最激烈的反对者。攻击任安守的人就是受了喇嘛的幕后指使。但没有凭证，任安守不能说什么，于是，他施以恩惠，首先与普化寺活佛兰雀治格一世修好。没有喇嘛干扰，白汉洛第一个天主教教堂很快就建起来了。
1905年，滇西北维西、德钦和四川的巴塘，藏民起来反对天主教，丙中洛普化寺的总管事古洛早就对天主教怀恨在心，天主教信徒做弥撒圣祭时唱诗、圣体、圣乐、盟誓，做圣事时洗礼、敷油，过圣诞节、感恩节，婚礼也在教堂举行……这一切他都看不顺眼。他三次向任神父发出驱逐令。任安守都不予理睬。
古洛与藏族的高玛昂珠、怒族的甲旺楚匹密谋起事。旧历七月十九日，几百人聚集到了丙中洛。他们走过倾斜的坡地，冲进白汉洛教堂，这时任安守已经跑了。甲旺楚匹带人在渡口拦截，与保护任安守的清兵相遇，一番苦战，甲旺楚匹战死。占领白汉洛教堂的人听到噩耗，一把火烧了教堂。“白汉洛教案”一时惊动中外。
法国政府发出抗议，清政府派兵镇压，普化寺不得不赔偿白银三千两，古洛被处死，任安守被授予“三品道台”官衔。
教案发生后，白汉洛教会一位叫熊烈的人，把分散的教友聚集起来，想重建教堂，让失望的教友重生希望。他努力传教，教友们受到他的感召，都想为重建教堂做一点事情。
任安守再次置生死于度外，又一次翻过了碧罗雪山。
丙中洛教堂重新建起来后，他到重丁村建了第二座教堂，接着秋那桶也修建了教堂。他宝贵的年华在怒江峡谷中流逝着，苦心经营二十年，到了1924年，天主教信徒发展到了一千多人，建立了6座教堂。这一年，美国基督教耶稣会传教士莫尔斯到了贡山，三十年代后，基督教在丙中洛开始传播。
东西方的神灵峡谷相会，狭路相逢——
傈僳族的《创世记》仍然在每一栋千脚落地房流传。尼扒、尼玛们以巫术走村串寨。他们熟悉周围山崖溪谷里的每一个鬼怪与神灵。
天主教、基督教神父也走村串寨。他们为人治病，那些治疗感冒、咳嗽、腹痛的普通药，在缺医少药的怒江显示了神奇的效果。他们给人施舍衣物，高价收买农副产品，借钱给贫困的人，欠债者只要入教会债务就可免除。他们还搬来了手风琴、留声机，演奏圣乐，播放唱片。他们办教会学校，教傈僳族怒族青年唱圣歌、学习教规、礼仪、汉文和他们创制的傈僳文。见尼扒、尼玛施行法事，传教士也搞起了“圣灵降临”，圣灵降临的人驱魔、治病，预言世界末日，宣告只有信教者才能得到上帝的拯救，复活升天。甚至，到了后来他们宣称傈僳族的加尼就是他们的上帝。
一个名叫史蒂文•海富生的医生在自传里写到神父传教：“傈僳族人所了解的他是一个爱他们并常和他们一起来往旅行的传道人。他会跟傈僳族女孩子们晚上一起睡在稻草上过夜，甚至会从独根竹缆上跨过怒江。还有一次他骑着一头驴，正走过山间的一条小溪时，那头驴突然停下来低头去饮水，他就从驴背上翻滚下来，滑过驴头直掉到水里。他能说傈僳话并已经在教他们唱圣诗！”
另一个神父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他得了疟疾，再也没能走出大峡谷。
六库到丙中洛，三百公里的怒江大峡谷，佛教、天主教、基督教、藏传佛教和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都在这一长廊聚集，寺庙、教堂、玛尼堆随处可见，几乎遍布于每一个村寨。
大峡谷宗教争夺战，情景与今日超市嘈杂的商品推销没有半点关联，即使最激烈的竞争也是很寂寞的。峡谷不但与外面世界隔绝，峡谷里的人也分散在各个山头，在山道中攀登行走，半天也难遇见一个人。神父们的孤独如影随形。
为消磨时光，白汉洛一个叫沙伯雷的神父带来了一个足球，他一个人在青稞地里踢来踢去，只有上帝当他的观众。来自挪威的神父，经常翻越碧罗雪山去维西茨中教堂与教友相聚，他因此爱上了爬山。他制作了一个滑雪板，每爬到海拔4000米的雪山上时，他就一路滑雪下来。任安守神父热爱种植葡萄，他想念法国的美酒，就自己动手酿制起葡萄酒来。他把法国的酿酒工艺也带到了丙中洛，一直流传至今。
丙中洛变成一个美好的世界，是各路宗教相互承认，互相包容之后。和睦相处的结果，是信仰喇嘛教的人可以到寺庙打鼓念经，也可以请村里的尼玛与喇嘛一起打鼓念经，甚至可以请“纳姆萨”祭鬼祭神。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并没有消亡，人们仍然笃信每个奇峰怪石、每棵大树、每一条箐沟都有自己的神灵。丙中洛有十座著名的神山，如嘎瓦嘎普峰就是甲衣更念其布神。如此繁多的神灵，外来宗教就是佛学神学造诣再深的人，也弄不清众神灵的名称，念经打鼓做佛事时，他们也离不开当地的尼扒尼玛，如果弄错了神灵，不仅不灵，还会引火烧身殃及性命。
这种包容，不只是神职人员之间的，信徒之间也十分宽容。一个村寨可以有寺庙也可以有教堂；一家人，既可有天主教信徒，基督教教徒，也可以有喇嘛教教徒。丙中洛最早是怒族人居住的地方，藏族占据主导地位后，其他民族都学会了藏语，藏族人也学会了讲怒族、傈僳族和独龙族语。至今，村村寨寨民风淳朴，互帮互助，信守承诺，平等友爱，充满着温馨。
在秋那桶，我甚至看到了两种风格并存的楼房。青稞地里，两栋黄泥筑的楼房并排而立，坐西朝东，西面土墙开藏式的方框窗，屋顶是由木条和石瓦片盖的，架空在土楼上。屋檐的杉木板上涂了深蓝的颜色，这像藏族的土撑房。我穿过青稞地，走到房子的前面，楼又变成了怒族的木楞房了。阳光下面，房内显得昏暗。一大家人刚从屋里出来，送一个出门的男人，一时不适应这么强烈的阳光，都眯着眼睛看我。老妇人举着手里的壶，要给我倒茶。
五里村有一段茶马古道，是从山崖上凿进去的。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与我路遇，我问那个一片阳光中的村落名字，她说那里就是她的家，她邀我去她家里做客。见我犹豫，就拿着我的手往村里拉。一群赶集回来的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的背篓里装着衣服、饼干、可乐、包谷酒、食盐、猪饲料等。他们兴奋是因为自己获得的东西，而非交易的得失。他们不认为自己出售的农产品珍贵，他们更珍视的是自己没有的。尽管大瓶可乐背得人满头大汗，背去的是一个现代社会的谎言，但这给他们制造了真实的快乐。这快乐是大都市久违的快乐。
从秋那桶往滇藏边界走，干爽的高原气候越来越明显了。雪山越来越多。阳光清澈得融化了时间。心灵是这么宁静。怒江的水转过一湾又一湾，它在为自己歌唱着。我早已不再在乎能不能到达西藏了，我只想随着江水不停地走下去，只愿阳光永远美好，江水永远喧腾，青山一重又一重，双腿的筋骨坚韧，就这样把时间忘记在秋那桶的峡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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