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狼子野心

　　
张学良屋里的电话响了。他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了蒋介石严厉的声音：“汉卿，关玉衡杀中村的事解决好了吗？”
“委员长，中村是间谍，铁证如山。”
“汉卿，以大局为重。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剿共，绝不能与关东军对抗。如果擦枪走火，凭你的东北军能挡住训练有素的关东军吗？”蒋介石语气严厉。
张学良一言不发地挂了电话，立刻回到行营，召开旅级以上的会议。待众人到齐坐定，张学良将荣臻、臧式毅发来的电文出示给众人浏览。然后说：“关玉衡捕杀中村一事，兴安屯垦公暑曾有报告送来，且附有日本高级间谍中村一行四人，擅闯兴安军事要地，刺探我方军情勘探兴安岭地下资源，人证物证确凿。我因事关机密，未告诉诸位，只令关玉衡秘密处理，不得向外泄露，却不知这件事如何泄漏给了日本人，日本人借这件事大造舆论，引来诸多外交纠纷。提出强烈抗议，如今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战争一触即发。关东军在我东北大营对面大搞针对我东北军的军事演习。看来战争离我们不远了，此事如何善后，还望大家献计献策。”
众将一时沉默，好一会，镇守江北大营赵镇藩旅长站起来说：“中村一行四人擅闯我军事重地，是间谍行为。盎惑蒙古王公脱离中华民国，是分裂我中华民国，犯的都是死罪！将其捕杀，并不为过。又何惧日本人？”
稍顿，又继续说道：“我东北军有30万人枪，关东军只有1万人枪，何惧小日本嚣张！况且我们掌握人证物证俱在，我们何惧之有？如果关东军敢挑起事端，我愿率全旅将士拼死一战。”
一时间，各将士议论纷纷。
张学良见众将都是激奋之词，心里感到欣慰。张学良说：“诸位之言，我张学良有同感。国恨家恨，我寝食难安。我决定，不但不逮捕关玉衡，而且要保护他！”
“总司令英明，我们真正的敌人是关东军！”赵镇藩说：“如果关东军敢开第一枪，我们就和小鬼子血战到底，我们东北军不是孬种！”
“好！说得好！”大家同声附和。
关东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
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联名通电全国称：“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改易旗帜。””是日起，东三省一律改悬南京国民**的青天白日旗，是为东北易帜。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
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1929年6月15日至20日，辽、吉、黑、热四省及哈尔滨特区军政大员齐集沈阳，参加张作霖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讨论中东路等有关问题。7月7日，张学良赴北平与蒋介石晤谈；10日，南京**外长王正廷亦被召至北平；同日，张学良贸然派军占领“中东路”，并将苏联的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驻华机构同时查封，搜查苏联职员·，逮捕200余人，此为“中东路事件”
7月13日，苏联**照会中国**表示强烈抗议，并限期答复举行和谈的建议；7月16日，南京国民**外交部复照苏联外交部；苏方认为不能满意，于7月17日向南京国民**宣布断绝外交关系；7月19日，南京国民**外交部就中苏绝交问题发表对外宣言；7月20日，国民**主席蒋介石为苏联事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和《告东北将士》书；7月23日，国民**关闭驻苏使馆。
至此，中苏邦交完全断绝。苏联在中国的权益暂时委托德国代办负责。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然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的旗帜下，但是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7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
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内的30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进剿初期，国军进展顺利；8月上旬，红军抓住战机，接连在莲塘、良村和黄陂重创上官云相第47师和郝梦龄第54师，一度取得主动地位，但旋即红军主力即于1931年8月16日陷入国军重围；随后因国民党内部宁粤冲突，国军围剿部队被迫做战略收缩；红军抓住时机，于1931年9月7日—15日间，重创蒋鼎文第9师、韩德勤第52师于白石、张家背一带。第三次围剿，国军基本上能控制战场局面，虽有损失，也不足以影响全局。而红军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下，却显得极为被动，甚至接连受到挫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
1931年5月底，广州国民**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
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
蒋介石迅速调兵“讨逆”并亲自从南京往南昌督战，至此，国民**主要军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愤而填渠毁坝，日本警察以护侨为名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数十人，一手制造流血事件。事后，日本歪曲事实真相，在朝鲜各地煽动反华风潮，致使旅朝华侨死伤数百人，财产损失尢数。同时日本借机增兵满洲，为武装侵略东北大造舆论。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这就是所谓的“鱼电”。
1931年7月28日，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财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灾民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损失达20多亿元。国民**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的最高赈济机构，制定各种应急救灾对策。
国民**战争频繁，再加上各项建设事业需费甚多，国库空虚。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议。随后，他又抽调具有对日工作经验的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蒋作宾出任驻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径来消弭东北的危机。
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依据蒋介石的对日消极态度错误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蒋本人在事变当天并不知情，因此张学良对失土丧师应负一定的责任。据《顾维钧回忆录》425（也有438页）页记载：“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提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一段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由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而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至1930年日本的军费由七亿三千万日元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大规模裁军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以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石原莞尔为首的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
1927年6-7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案，并由田中义一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折给天皇，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奏折内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对于父亲与日本之间的恩恩怨怨，张学良心知肚明。父亲是被日本人害死的，这仇不能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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