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现在格洛丽亚的回忆

约翰：

        你好。

        是的，我记得《往日回首》。芬斯塔德先生常被视作我演员生涯的引路人，我记得和他相处的每一个细节。

        那天早上，我和母亲步行前往贝克斯河岸。等我们到达时，已经有不少好奇的人聚集在剧组周围了。身处拥挤的人群中，母亲发现自己有个纰漏：她不知道哪个人是导演。她带着我，逢人便问：“你是导演吗？谁是导演？”那些人要么语焉不详，要么把她挡在围观人群中。这时，她发现一群穿着军装、正在排练的临时演员。她思考了一会儿，把我推进了他们的巡游队伍中。

        那年我七岁，还是个矮矮的小土豆，身高和那些男人的大腿齐平。他们行进的节奏被我打乱了，都厌烦地看着我，我有些尴尬，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回家躲起来。但是，当我看到人群中母亲那哀求的表情时，我想起了她带着我念的咒语。我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说“我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演员，我必须演戏”，强迫自己跟上临时演员们的脚步，跟他们一起行进，同时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表现出对表演极有兴趣的样子。

        一开始，我笨手笨脚，但跟着他们走了几圈，我开始找到自己的节奏，加入一些有力度的舞蹈动作，还高声跟着士兵们唱军歌。人们开始注意我，为我打拍子，为我喝彩。虽然我并不喜欢在人们面前表现自己，但我发现自己天生就知道如何吸引他们的目光。

        尽管我赢得了许多目光和掌声，但士兵排练结束后，我还是被一个脖子上挂着相机、手里拿着喇叭的男人推入人群中。母亲在我耳边说，那个人就是“副导演”，通常是剧组里最凶恶的那个人，绝对不能招惹他。母亲希望我短暂的风头能吸引导演的注意，但下一秒就从副导演口中听到了导演今天不在的消息。母亲问他是否能为我安排一个小角色，他将母亲上上下下打量了几个来回，母亲勇敢地直视着他，他撇了撇嘴，说他无权决定。

        回家的路途气氛惨淡，我不知道这算成功还是失败，母亲则有些焦躁，她不停地将两只手合在一起、分开，好像为某个决定感到懊悔。经过森林景观公园时，母亲带我走进了一家教堂。布道会早已结束，教堂里只有一位神父在扫地，母亲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和他相互致意。她带着我坐在最后一排椅子上，静静祈祷，我想她可能是从上帝那里借来了力量，因为当她走出教堂时，她的信念更强烈了。她坚定地说，导演明天一定会来，让我再做一次。

        我们沉默着吃了晚饭，我给小狗斯蒂芬喂了一些面包。睡觉前，我在被窝里祈祷，祈求上帝让导演喜欢我，愿意让我出现在电影里。母亲为我关灯时听到了我的声音，以往我必须安安静静地等待睡眠降临，但这次她没有责备我，而是在我身边躺下，和我一起一次又一次地祈祷。

        第二天，虔诚的信仰让我们如愿以偿。

        母亲在旧报纸堆中找到了一张芬斯塔德先生的照片，她记住了那张面孔。她指了指一个坐在摄影机后面的人，要我对他微笑。我和昨天一样，冲进临时演员的巡游队伍中，努力表现得活泼可爱。没多久，导演就注意到了我，当排练的队伍停下时，他看着我微笑鼓掌。母亲挤到我身边，俯下身子对我耳语：“塔季扬娜，跑过去，坐到那个人大腿上，快去。”我照做了。

        芬斯塔德先生有一头白发，贴着头皮，梳得十分整齐，鼻子和嘴唇之间留着一撇灰白的胡子，他的眼睛弯弯的，看起来像圣诞老人般和蔼。但是穿过这层童话般的面纱，又会发现他的五官实际上大而粗犷，整张脸有公牛一般的侵略性。他雪白的衬衫浆得有棱有角，外面套着一件青果领开胸呢马甲，表面刺绣着马的图案，每一只都不一样，有的在奔跑，有的在低头休憩……他的背心口袋中放着一只瑞士产的金怀表，胸前垂下细细的、橄榄枝纹样的表链。我们这里没人穿这种不实用的马甲，也没人用怀表，就连有钱的房东们也不用，他们主要佩戴腕表。如果想知道时间，抬头看看社区钟楼外悬挂的表盘，听听大钟整点报时的声音就可以了。

        芬斯塔德先生给了我很多糖果巧克力，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我说，我叫塔季扬娜，就住在不远处的平房区，我想和伊丽莎白·泰勒一样演电影。听到这句话，他抬起眼睛看向人群中的母亲，他看了她很久，接着他低下头，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小姑娘，你可不想出现在电影里，去告诉你美丽的妈妈，这个复杂的行业不适合你。”我沮丧极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拒绝了，母亲没有告诉我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束手无策，但我知道自己绝不能就此罢休。我只能一次又一次机械地重复着：我叫塔季扬娜，生日是10月25日，我想演电影，就像伊丽莎白·泰勒一样，能不能给他唱一首歌。我抓着他的手，不断恳求他，最后他心软了，说“你唱吧”。

        我记得我唱了一首古老的民歌，歌词大致是这样的：

        “你们乘着小小的船，

        渴望倾听，紧紧追随着

        我歌唱的船艇

        请你们且回头，重返自己的故土

        不要随我冒险，进入茫茫大海

        我走的路从未有凡人走过

        密涅瓦女神吹送我

        阿波罗神引导我

        可凡人无法企望

        请你们且回头，重返自己的故土

        不要随我冒险，进入茫茫大海

        凡是在这海面上航行的人们

        没有一个，能够回到他可爱的家乡”

        我唱完后，芬斯塔德先生流泪了。准确地说，他不只是流泪，而且是失态。他号啕大哭，大颗大颗的泪水把他的白胡子打湿成一缕一缕的，就像水中漂浮的湿纸巾。他的鼻头红肿，牙齿咬住嘴唇，但下唇还是不断颤抖。他痛苦地哭诉：“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事？为什么只留下我一个人？”后来我了解到，芬斯塔德先生是一位出生在波兰的犹太人，战争期间他的家人全部死在了集中营，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再也没能回到波兰去，最后去世在美国。我想，这就是这首歌曲打动他的原因。

        过了一会儿，他恢复了平静，他看我的方式和之前不一样了，他说他非常愿意给我设计一个角色。

        芬斯塔德先生专门为我设计了一个镜头：夜里，辗转反侧的埃默里·约翰逊忽然听到一阵歌声，他探出头，在庭院里看见一个欧洲小女孩流泪的幻影。这个无名欧洲小女孩由我扮演，我需要把唱给芬斯塔德先生的民歌当着大家的面再唱一遍，我歌声的录音还会出现在电影里。

        也许现在是说实话的时候了，虽然我演了一辈子电影，但我在剧组没有一天是开心的。我在报纸上读到过许多演员对剧组生活充满感情的回忆，他们说“在片场的每一天都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每次开拍，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有这么幸运”“被对电影的爱包围着，我觉得自己身在天堂”，很遗憾，我没有这种体会，每次拍摄我都非常焦虑。

        唉，人们总说随着年龄增长，看待事物的方式会变，曾经的恐惧也会消失。但几十年来，我害怕片场，就像我第一次在《往日回首》现场崩溃的经历一样，从未改变过。首先令我讨厌的是化妆，为我化妆的女士把厚厚的、石膏一样的粉底往我脸上涂抹，重塑我的骨骼，一点也没有广告里描述的美好感觉。我只能感受到泥浆在我脸上干涸开裂的感觉，鼻腔里充斥着快过期粉底的臭味。她给我刷了很多层睫毛膏，膏体在我视线中形成了阴影，我看东西时总感觉模糊不清。我最讨厌的是口红。一层又一层，化妆师拿着调色板刷来刷去，不可以喝水，否则又要重来，我的嗓子干得冒烟，嘴唇也起了皮，但我什么也做不了！发型师也让我痛苦，难闻的药水渗透到头皮里，又刺又痒。她把我的头皮扯得生疼，手一动便拽断我的好几根头发，但她好像根本不在乎把我弄疼了，只是松手甩开断裂的发丝。

        这还只是前期准备部分，正式拍摄还要更让人煎熬呢！现场有许多超大的灯泡，每个人都是那么光鲜漂亮，姑娘小伙子们一个比一个迷人，他们的衣着打扮是我在圣罗莎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别致，那么优雅。我记得，有个美丽的女孩包着一顶怪异的锡克男式头巾，穿着宽大松垮的男式背带裤，比玛琳·黛德丽还要中性化，让我震惊的是，这种惊世骇俗的打扮反倒把她衬得非常秀美，她就像来自未来的时空旅行者，你根本没办法把目光从她身上挪开。我感觉很不自在，因为每个人都很有个性，很好看，只有我又丑又笨，任人打扮。

        母亲不能进入正式拍摄的现场，她只能和围观人群一起等我。我一个人坐在小椅子上，芬斯塔德先生关心我，让道具师找了一只毛绒小熊陪伴着我，可我还是非常害怕。我抖个不停，出了一身又一身冷汗，服装师来叫我上场时，我感觉她有些不高兴，也许她觉得我弄脏了戏服。我被助理导演领到场地中央，那些神色严肃的成年人都在看着我，我看到地上散落着几块反光板，还有用来制造雷电效果的金属片。

        “好了，准备开拍！”芬斯塔德先生喊道。

        灯光炫目，粉尘飞扬，人群拥挤。工作人员忙碌着，有人调节着灯光，有人举着反光板，有人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但我身边空无一人，他们都离我那么远，好像我是一个得了黑死病的垂死之人，他们都来参观我，却不愿意靠近我。

        我看向镜头，它就像一双乌黑的眼睛，我想到了苍蝇的复眼。它在空中飞舞时，我并不怕它，我只担心它把食物变坏。它停在我的手背上，我一动不动地盯着它，这个时候它的影像在我眼中不断放大，那些习以为常的形态崩坏了，苍蝇在变形，或者说恢复了原形，畸形的结构不断放大，这个来自深渊的恶心生物也在盯着我，充满恶意。我张了张嘴，想要求救，可是那只虫子的眼睛还在放大，它不肯放过我，我感觉到自己的太阳穴突突地跳，我害怕得要死，世界在我周围模糊，旋转。

        我哭不出来，说不出话，我晕了过去。

        我醒来时，母亲坐在床旁，她眼睛里的失望是多么沉重啊。

        “过来。”她走到窗边，简短地说。

        我照她说的做了，小狗斯蒂芬在我的脚边跑来跑去，用温暖的舌头舔舔我的小腿，它很担心我。但我现在不能和它玩，我要接受惩罚。

        “塔亚，把歌词背一遍。”她说。

        我照做了，我做的非常好，一个错误都没有，但是母亲紧锁的眉头并没有松开。

        “塔亚，把歌唱一遍。”她说。

        我照做了，我的歌声非常甜美，看来晕倒这件事并没有损坏我的嗓音，我松了口气。

        “塔亚，哭出来！”她说。

        我做不到。

        我用力挤压脸上的每一块肌肉，眼眶仍旧干涸，我想我的脸一定变得非常丑陋，因为母亲一下子涨红了脸，表情非常可怕。

        她狠狠打了我一个耳光，严厉地说：“听见没有？现在立刻哭出来！”

        她细瘦的手就像竹竿，我的脸疼极了，但我无暇顾及。我强迫自己想一些忧伤的事情，我想起犯错的时候，母亲会做很可怕的事情，可是也不管用，那种名为“恐惧”的情绪侵占了“忧伤”的空间，我用力去掐自己的小臂，还是不管用。

        我感觉到，母亲此刻体验着极度的愤怒，这让她彻底失去了理智。她该怎么办？所有的钱都砸在了这个痴呆的女儿身上，她不分昼夜地工作，却只能拿很微薄的薪水，饿鬼一样的母亲哥哥还要不断从她身上吸血，如果抓不住这个机会，她的生活还要怎样堕落？她还有哪里可去？绝望吞噬了她，恶魔破了她的躯壳，跳了出来。接下来她做的事情，都是恶魔操纵的结果。她开始大声叫喊，一边叫一边打我耳光，斯蒂芬跑了过来，挡在我面前，英勇地保护我。母亲停下了动作，定定地看着斯蒂芬，好像在思考什么，我被她脸上浮现出的恶意吓呆了，冲过去想要保护我的小狗。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她抓起脚边汪汪直叫的斯蒂芬，打开窗户把它丢了出去。

        一辆卡车高速驶过，斯蒂芬死了。

        后面发生了什么，我记不清楚了。

        第二天，我被母亲带到芬斯塔德先生面前，完美地执行了他们的指令。关于我是怎么克服这一困难的，我也记不清楚了，毕竟这是五十年前的一件小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细节残存在我的脑海里。我也许给芬斯塔德先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扭转了他认为我不适合电影行业的观点，他答应尽力帮我争取一份长期合约。除此之外，哭戏的比重从此成为我衡量一部戏拍摄难度的量表，我会一次次想起目睹小狗死去的瞬间，然后按剧本的要求流下眼泪。

        我在《往日回首》正片里留下的镜头并不多。芬斯塔德先生保留了我唱的整首歌，通过巧妙的剪辑，让我的脸出现在歌曲的最后三秒钟。母亲觉得芬斯塔德先生背叛了她，大为恼火，经常在家里大骂他是个骗子。但我认为芬斯塔德先生非常明智，他的处理增强了那种朦胧忧伤的感觉，让观众对老兵长期抑郁后分不清幻想和现实的心理状态有了深刻的认知。

        除了那宝贵的三秒钟镜头外，我还收获了另一个特别的礼物。

        芬斯塔德先生总是念不对我的名字，于是他决定帮我想一个好听好记的艺名。照他的想法，这个名字应该非常现代，我原来的名字很过时，还应该非常本土化，能够遮掩我的俄罗斯血统。为了纪念两位伟大的默片女演员，他揉合了她们的姓名，给了我一个很优雅的新名字——“格洛丽亚·嘉诗”。我再也不是塔季扬娜，是“嘉诗小姐”，相熟的人如果叫我“洛瑞”，我会答应的。那真是个很好的名字，看，姓和名首字母相同，“g&g”，就像嘉宝的名字一样，很有星味儿。我问芬斯塔德先生，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他说，它代表一条充满荣耀的道路。

        盛宴易散，很快，《往日回首》剧组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

        从拍摄结束那天起，我们就在等待。时间一天天过去，不仅《往日回首》一直没有上映，芬斯塔德先生许诺的合约也似乎遥遥无期。母亲越来越焦虑，她最担心的是芬斯塔德先生把我忘了。她哀怨地大骂：“那个老色鬼一天能见到多少漂亮的姑娘啊，他位高权重，谁敢反抗他？！洛莉，我敢打包票，他早就把我们忘了！”她认为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因为如果事情没有转机，一定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把自己逼到绝境。接下来，她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去好莱坞！

        是的，在芬斯塔德先生没有任何消息的情况下，母亲辞掉了她歌女的工作——那几乎是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退掉了租住的房子。我们身无分文，搭公共汽车去了好莱坞。

        我们借住在母亲的朋友贝多小姐家，她是一个瘦小机敏的奥地利女人，在联美当服装助理，总是穿着黑色修身的针织衫和长裤，一直没有结婚。母亲低声下气地说了很多好话，她说我是一颗冉冉升起的童星，许多导演都对我青眼有加，我即将得到一份长期合约，如果我将来成为了电影明星，一定不会忘记她的恩情，我会报答她的。贝多小姐面无表情地听母亲说着，她有些烦了，打了个手势，要我母亲停止她的演说，把行李搬进来。对于我们的到来，她不太热情，但也没有赶我们走，她让我们免费睡在小公寓的阳台上，却不给我们食物，有时候在房间里迎面和我遇上，也假装没看见。我在她家里住了一个来月，她没和我说过一句话。对于母亲，她的态度稍显温和，她会主动和母亲道一声“早上好”，她们有过两次长谈，中心话题是太平洋战场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在她的催促下，母亲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需要每天照顾一个老人八小时。

        贝多小姐住在好莱坞的背面，每当我站在阳台上极目远眺，看到的都是光秃秃的山头，漂浮着垃圾的肮脏海水。楼下常有醉汉便溺，我总能闻到粪便和呕吐物的臭味。那个夏季蚊虫很多，有一段时间，我的身上总是无缘无故出现刺痛的小红点，母亲割开了床垫，里层爬满了臭虫，吓了我们一跳。我们那段时间挨了不少饿，因为母亲花了许多时间金钱在写信、寄信、收信上，她努力和每一个可能帮到我们的人保持联系，寻找改变的契机。在饥饿难忍的夜里，我无法入睡，总是睁着眼睛体会身体被虫子啃噬的感觉。那些看不到月亮的夜里，我不断思考的问题只有一个：我们现在遭受的苦难有意义吗？

        大致是八月底吧，我们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芬斯塔德先生的信。

        他在信里向我们道歉，因为《往日回首》后期制作的工作非常繁重，他忙不过来，一时忘记接待我们。不过他一再强调，他还记得对我的承诺。在洁白樱桃花随着熏风飘落的街道，我和母亲坐在被太阳烘烤得暖融融的阶梯上，仔仔细细读那封信。在信的末尾，芬斯塔德先生说他非常想念我们，如果可以，他想邀请妈妈和我去他家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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